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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文化”的主要特点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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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体现价值观的意义上说,善文化就是体现正面价值的文化。永善善文化,也可以说是永善的主体文化。其主要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一、多民族文化共存,差异中有融合,融合中显差异

永善以汉族、彝族、苗族、回族为主。各个民族的文化,既有各自独立的一面,也有相互融合、影响的一面。以婚仪、丧葬等习俗而言,在城镇,各个民族有趋向融合、趋同的方面;在乡村则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更大一些,不同民族各自的风习更明显一些。以民俗文化的整体而言,在民族聚居区域,其民族特点更为突出,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较为明显。在民族杂居区域,各民族文化既有差异,又相互包容、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吸收、相互为用。就此而言,下面这段描述伍寨小聚居、大杂居状态下的民族文化生态的话,是颇有代表性的:

“文化生活习俗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苗族寨子中的彝族会说满口的苗语,彝族村落里的汉族能弹出动听的月琴;彝族能跳苗家的芦笙舞畅饮苗家的羊角酒,苗族能唱彝家山歌阔论彝家的毕摩。”(吴光亮《在伍寨的日子》,原载《永善文学》,2008年第二期)

二、地域特征,彰显地方特色

这里所说的“地域”,一是指行政区域,二是指该区域内的自然地理特点。“地域文化特征”则是文化中所显示的地域特点,或者说,是地域因素在文化中的鲜明印记。

一定区域范围内行政建制的设置、沿革与变迁,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等,都会对人们的观念意识、心理情感、生产生活等产生相应的影响,从而形成不同于其他区域的文化特征。就永善而言,由“永善”这一县名,就会引起的各种相关的联想,产生相应的情感反应。比如,由永善的设县得名,会令人联想到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联想到当年清廷平定米贴禄氏之乱的战争。这场战争反映在民间文艺中,有前面述及的彝族民歌《美丽的僳沙》等。歌中表达了深受战争屠戮苦痛的彝族人民的情感。这体现的正是永善的地域文化特色。

由“永善”这一县名,人们会联想到永善的乡村、风物、民情以及各地有影响的人和发生过的大小事件等。如永善《打鼓草》中的《说永善》:

昭通下来是大凼,再下就是万和场。

甘田坝的秧子栽不上,大井坝出碗儿糖。

黄葛树的街儿像架丧,米贴的街儿拐角腔。

务基有帮老姑娘(吃长素),井底坝有帮擀面匠。

吞都有架好牌坊,锅圈滩的街儿滩滩上。

黄龙滩的街儿半岩上,火烧湾就是抢人样。

桧溪出了滚龙帮,楠木坪的绅娘像贼样。

中村成立大团防,二十四岗打一仗,折了多少好链枪。

《说桧溪》:

桧溪城墙修得好,万寿宫过来双龙桥。

头道岩的梯梯儿本不少,癞巴石的金鸭儿在放毫。

阳家坝的人心不好,纸厂沟涨水打了桥。

挖断山的龙脉挖断了,小波啰枇杷赛红袍。

大波啰有现世宝,化槁坪有个徐二鳌。

芭蕉湾有个川主庙,又出板栗和核桃。

三锅庄过来大田堡,黄泥坳下坡是新桥。

杨家砖房修得好,吴永章弟兄耍横豪。

桃子坪的堰塘挖坏了,白毛山修坏一座碉。

水星坡有个尖堡堡,水星坝出了个姚庆鳌。

姚会首的仗火打得好,王道临的颈杆儿着三刀。

生铁造成罐子炮,打得山崩颤摇摇。

姚庆鳌的脑壳高高吊,一心要想红灯教,毡帽儿落水好泡毛。

打鼓草,是流传于金沙江下游沿岸各地农村的山歌套曲。是在春耕夏锄时,鼓师打鼓领唱,劳作中的人群应和,用以鼓舞劳动激情、消除疲劳、提高劳动效率和质量的音乐演唱形式。其内容丰富多样,注重趣味性。其中有直接与善文化相联系的,如字谜歌、盘古歌等知识性山歌、强调责任和劳动效率的山歌、热爱劳动热爱生活的山歌、表达纯真爱情的情歌等;也有一些山歌偏重娱乐与鼓劲,其内容未必与善文化直接相联系,但其整体用意和效果无疑都是善的体现。打鼓草的构成各地略有不同。永善打鼓草由清早歌、接太阳、吃烟歌、花歌、立学堂、吃饭歌、扬歌、茶歌、唱古人、放风流、送太阳等部分构成。以上两首来自《扬歌》。歌中对永善境内所特有的地名、风物、人情、事件等的联想和歌唱,体现的是永善地域文化特色。歌中的方言口语,如“颈杆儿”,意思是脖子、颈子 ;“毡帽儿落水好泡毛”,“好泡毛”意思是粗心大意,这些都是永善方言口语所特有的,体现的亦是永善的地域文化特征。

就人文地理而言,金沙江流经永善境域187公里,构成永善与四川雷波、金阳的天然分界线。境内沿江的地名、渡口、关隘、驿道、航运历史、民间故事传说等,都是永善所特有的。《永善县志略》记载的永善八景,属于现在永善境域中的有五莲奇峰、西山瀑布、金锁重关、回龙积雪、金江石虎、太乙仙踪六景,皆分布于金沙江沿岸。历代文人有不少咏八景、写永善的诗文,亦体现着永善的地域文化特色。

在地形地貌上,永善群山起伏连绵、层层叠叠,有河谷地区、二半山区、高寒山区。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条件,亦造成生活习俗、生活面貌上的差异,形成丰富多样的文化结构和特点。如“山歌”中:

凉山哥儿下山来,毡袜筒筒老皮鞋;

羊皮口袋倒背起,苦荞粑儿滚出来。

这是河谷地区的人对高寒山区人的真切形象描绘,把过去高寒山区人最富于特征的衣着、食物、用品都概括在一首短短的山歌中。又如:

哥到高山去捡柴,妹是高坡羊奶奶。

妹是高山羊奶果,酸酸甜甜味道来。

羊奶果是以二半山区为主要生长环境的胡颓子科灌木,其成熟果实椭圆形,鲜红到紫红色,味酸甜。这首山歌,显示的地理环境为二半山区。而以稻田、甘蔗作比兴的山歌,其地理环境主要为河谷地区。如:

腊月甘蔗甜又甜,天天想妹不团圆。

突然今天得见面,说话更比甘蔗甜。

永善善文化的地域特点,既自成体系,又是开放、包容的。它同相邻的绥江、盐津、大关、昭阳区以及四川凉山州等地互相影响、互渗互纳。

三、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互映互补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思想、愿望和利益的文化,主要是政治文化。以每一时代政治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即为每一时代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化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其思想基础。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都是以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并辅以法家等学派的思想。民国以来,主流意识形态有多元化趋向,既有传统文化思想继承,也有西方文化思想的引进。新中国成立后,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后的邓小平理论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

主流文化的发展变迁同样影响着民间文化。民间文化也会随主流文化的发展变迁而产生新的内容乃至新的形式。这种发展变迁中的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构成永善文化的两大脉流。两者既互相映照,也互相渗透、互相吸纳、互相作用。自然,就文化的整体意义上说,在某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比如当民间文化的某些内容,某种趋势、潮流危害主流意识的时候,两者也可能会发生冲突。就永善善文化而言,应主要体现在两种文化中的优秀、进步或积极成分的互容、互补、互映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显示其正价值,亦即善价值。

四、农耕文化为主,兼有牧、猎、渔与商贸文化成分

团结乡大毛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文物中,有渔猎、养殖工具和相关遗迹,说明永善渔、猎、牧文化历史之悠久。渔业,应主要分布于有条件的金沙江沿岸地区;山区,应主要是饲养牲畜和狩猎。嘉庆《永善县志略》记载:“永善向为夷地,膏腴沃壤,尽委深箐茂莽之间。自改[土]归流而后,召募开垦,田土固倍增矣。然而禾麻蚕绩,断苴食瓜,似犹逊于他邑,是司牧者之责也。唯必教之以重稼穑而轻服贾,兴树蓄以滋生息,庶几乎,物产蕃昌,堪称饶裕矣。”显然,直到建县前,永善都是以畜牧、狩猎等为主,故膏腴沃壤,尽弃之于深箐林莽之中。改土归流建县之后,招募移民开垦,才转为以农耕为主。尽管如此,农耕文化在永善,亦有悠久的历史。

民间文学作品是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生活面貌、生存状态,思想、情感、愿望等的艺术化反映。《永善民间文学集成》所收载的作品中,就有大量的农耕文化的内容。如《洪水漫天的故事》中的三兄弟开荒,《哥哥和弟弟》中弟弟驾狗犁地,《制服雷的人》中,雷滥用权力,伤害人、畜、房屋、庄稼等。除民间故事和传说外,农耕文化也反映在民间谚语和大量民歌等民间文学形式中。并且,体现于民间文学中的思想意识及其主导倾向,亦主要是农耕文化意识及其倾向。

牧猎文化,在《放羊歌》《放羊哥儿放羊郎》《孤儿找妈妈》《勇敢的梅瑟亚基》以及其他大量的山歌中亦有反映。在自给自足为主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肉食、毛皮等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也离不开畜牧业。苗族是一个喜欢狩猎的民族。其狩猎武器是弩和石头。故而永善苗族民间竞技中有射弩和平手(掷石头)打靶项目。(刘光志著《大坪子逸闻轶事·特别附录 :永善苗族风情》)这些,亦是狩猎文化在民间文化中的积淀与凝结。

中国传统文化重农轻商,如上面所引的《永善县志略》中“必教之以重稼穑而轻服贾”,就体现着重农轻商的倾向。尽管如此,人们的很多生产生活必需品,还必须通过商贸交换才能获得。故而商贸文化,自古存在,时衰时兴。据王曰仁《江神庙碑记》,乾隆时开通金沙江航道,“自蜀至滇,商贾贸易者,亦络续往来矣”。其商贸活动兴盛一时。乾嘉时期,永善即有乡村集市数十个。赶集天,或三六九,或二五八,或一四七。“临期,汉、夷诸色人等会集,以布、帛、菽、粟、油、盐交易,价值因时低昂,或寥寥数厘,贸易无定期,各从其便。”(《永善县志略》) 到民国初期,因交通闭塞,商旅屡遭抢劫,商贸衰退,境内仅桧溪商贸繁盛。民国十三年(1924),县商会组织保商团,保护往来商旅安全,商贸又日渐兴盛。四川、湖北等外籍人员入境定居,开办各种行号的杂货、布匹、染坊、旅店、烟油、糕饼、面食、米、小食、酒、药局等,县城莲峰至93户,桧溪属地楠木坪(今细沙乡大同村)一带私营商业达42户。到1949年,全县私营业户2825户,从事经营行业41种。(《永善县志》)

由此可见,当农耕文化在永善占据主导地位之后,牧业、渔猎、商贸等文化成分也仍然存在,形成互补共融、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态、文化格局、文化面貌。

五、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互渗互融

永善汉族中,有佛教道教信仰。但对多数人来说,宗教界限并不很严格,多与民间的祖先崇拜、神鬼信仰合为一体。多有见庙烧香、见神磕头的表现形式。

彝族有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具体体现在“毕摩文化”中。毕摩文化既是宗教文化,又是习俗文化,并融入了佛教、道教文化的一些成分。如伍寨彝族的神树称“菩萨树”,神林称“菩萨林”,在菩萨树下举行的各种祭祀活动统称“敬菩萨”,这显然是吸收佛教文化的结果。

苗族传统信仰为多神教。其祭祀的“善神”,包括祖宗神、门神以及山神、树神、火神、雷神、水神等自然神。这种信仰广泛渗透于各种生活习俗之中,体现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融合。二十世纪初,基督教传入永善苗族中。永善苗族中的一些人,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与苗族传统宗教,既有冲突,也有相互之间一定的妥协与融合。一方面,基督教会在苗族聚居地区办学,让苗族人民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客观上说,这有利于苗族社会的发展进步。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有过影响的苗族干部、苗族教师等不少出自教会学校;这些教会学校也为人民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办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些都体现其积极意义的一面。另一方面,基督教不顾苗族传统的宗教习俗,禁止苗族信神信鬼和举行各种祭祀活动等,这为苗族人民所不能接受和容忍,以致出现了1910年3月大坪子教堂被烧毁事件。到1951年,永善境内信仰基督教的苗族615户,上层教民125人,普通教民1225人,(刘光志著《大坪子逸闻轶事》)合计教民1350人。因手边没有资料,1951年全县苗族总人口数不详。到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县苗族总人口数为6764人。按通常情况,1951年苗族的总人口数应少于此数。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之初,信仰基督教的苗族人口占其总人口数的比例是很高的。从教堂被毁到苗族信教人口增加,正说明了苗族传统宗教文化与外来的基督教文化是在冲突中达到相互之间一定的妥协与融合而并存的。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回族的宗教意识、宗教感情浓厚强烈,信仰稳定执著,保持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和宗教性格。据说这种千百年不变的宗教性格源于“穆罕默德精神”。( 李长孝《永善穆斯林的传统习俗》) 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先知和穆斯林的政治、军事、宗教领袖。他具有坚忍不拔的毅力、高尚的品质和情操,深受世代穆斯林的敬仰,尊他为“穆圣”。信奉伊斯兰教的永善回族除教堂的宗教活动外,其宗教内容亦广泛体现在婚俗、节日、丧葬、衣着、饮食等习俗文化之中。

综上所述,永善善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脉支系,一小单元,有其独特、突出而又鲜明的特征。

(本文为笔者论稿《永善善文化概探》中的一节,对全文中分别处理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作了一些省略、简化和调整)

(作者为永善县食品药品监督局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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