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谯周

摘 要：谯周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学者兼历史学家，一生著述甚丰，其《古史考》是史学家对古代历史进行系统考证阐释的专门著作。 谯周的历史思想中，有着浓厚的天命色彩。他的《谏帝后疏》和《仇国论》可以看到他对于人事的高度重视和肯定。蜀国统治集团内部益州土著集团与荆楚统治集团的矛盾，成为了谯周向刘禅劝降的一种潜在的动力。谯周不仅教给了陈寿治史的方法，而且培养了陈寿为人正直的品性和高尚的史德原则精神。

关键词：谯周 《古史考》 益州土著 陈寿

谯周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学者兼历史学家，据《三国志·谯周传》记载：“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也。父 ，字荣始，治《尚书》，兼通诸经及图纬，州郡辟请皆不应，州就假师友从事。周幼孤，与母兄同居。既长，耽古笃学，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研精六经，尤善书札。颇晓天文，而不以留意。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遍视也。身长八尺，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谯周一生不但著述甚丰，而且对蜀汉政权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下面我从三方面探讨谯周的成就。

一、谯周的学术成就

谯周一生著述很多，《三国志·谯周传》云：“撰定《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馀篇。”在谯周的著述中，《古史考》是史学家对古代历史进行系统考证阐释的专门著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等都在许多地方引用，《太平御览》等书中也保存着《古史考》的部分内容。但到《宋史·艺文志》就不见著录，大概入宋此书已经亡佚。

《古史考》主要为考纠司马迁《史记》之误而作。《晋书·司马彪传》载：“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③

《古史考》纠《史记》之谬，多有得力证据。例如：《史记·秦本纪》记载徐偃王作乱，造父御周穆王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古史考》纠之曰：“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得救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

除纠史外，《古史考》一书对《太史公论赞》亦有纠驳。针对《平原君虞卿列传》中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四十万众，邯郸几亡。”《古史考》则认为“长平之陷，乃赵王信间易將之咎，何怨平原爱冯亭哉？”

《古史考》还对《史记》一些地名作了解释性的补充。例如：《鲁周公世家》云：“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 《古史考》对此进行补充“以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邑，故谓周公。”

《古史考》还对《史记》地名有所考究。例如《周本纪》言武王迁镐，《古史考》曰：“武王迁镐，长安丰亭镐池也。” 《赵世家》谓赵衰居原，《古史考》曰：“赵衰居原，今原平县。”

另外，《古史考》还对《史记》部分记载不详的地方作了说明。例如《燕召公世家》于燕世系桓公以上均明记父子关系，而桓公以下宣、昭、武、文、鼓诸公均不言所出。《古史考》曰：“《世本》谓燕自宣侯以上皆父子相传无及，故《世家》桓侯已下并不言属，以其难明故也。”

以上可见，《古史考》对《史记》的考纠是比较全面的，且多确实可信，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二、谯周的“全蜀之功”

谯周在历史上有着极大影响的是他在邓艾入蜀后，力主降魏一事。后主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冬，邓艾长驱入蜀，兵逼成都。刘禅君臣一片混乱，不知所为。是战是降，各种主张分歧不一。有些大臣建议投奔吴国，有些则认为应该逃入南中，刘禅全无主见。唯有谯周力排众议，反复陈说利害，坚持认为出降邓艾、全蜀归魏才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最好办法。刘禅后来听从了谯周的意见，奉书请降于邓艾，蜀国由此亡于魏。

关于蜀国的灭亡的原因，历来史家多有论说，但是，降魏的主张为什么由谯周而非其他人提出，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谯周的天命思想

“天命”的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早在商周时期，人们便习惯于用“天命”思想来解释王朝的兴亡盛衰，历代君王无不称自己为受命之君，以显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天命史观成为政治家与史学家共同关注的基本范畴。到西汉，天命史观经董仲舒阐释发展为“天人感应”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以来渐兴的史学，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这一学说的影响，加上后来谶纬的盛行，使得这种天人感应式的天命史观更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谯周的历史思想中，即有着浓厚的天命色彩，他认为一代一姓之兴起是由天命决定的，天人之间存在着感应。所以当曹丕即帝位后，谯周陈说谶纬祥瑞，劝刘备“应天顺民，速即洪业，以宁海内。” 但谯周也认为“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在谯周看来，刘备父子的名字中，已经蕴藏着天意，“刘已具矣，当授与人”，天命所归，在于“众而大”之曹魏。蜀国之亡，正如蜀国之兴，都是天命注定的，非人力所及，兴起时应该顺应天命，覆亡时同样也应该顺应天命。这种天命，谯周等益州人看来，就是天下分久必合，势将归于统一。理解了谯周的天命思想，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谯周向刘备劝进以及向刘禅劝降的举动了。

2、谯周的人事观

谯周本人精于天文术数谶纬，其思想中也有着天命的深刻影响，但他却并不迷信于天命。在称说天命的同时，谯周更看到人的因素对于历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盛衰兴亡，归根结底是由人事决定的，从他的《谏帝后疏》和《仇国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人事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谯周在《谏帝后疏》中以汉末光武时为例指出，遭逢乱世，豪杰并起之时，英才贤俊并不是一定要服膺于某一位主公，而是视其“德之薄厚”，决定去就出处。谯周说故事而寓今义，指出如今“天下三分”的局势，正与光武时豪杰并起相同，“贤才智士”、“雄哲之士”都在驻足观望，决定取舍。人主能用人则兴，不能用人则亡。他希望以此能劝谏后主刘禅以德治国，不要倾情声色，约束自身行为以赢得国人的拥戴，但遗憾的是谯周的劝谏并未对刘禅等蜀国执政者产生多大的影响，以至邓艾兵逼成都，蜀国灭亡。

谯周身为益州土著，对于蜀国人民的不幸是深为同情的。在他所著《仇国论》中，谯周指斥了蜀国统治者“高贤卿”之流不审强弱，不恤民众，耿耿于寻求以弱胜强之术、重为汉祖之策的不明智之举。指出“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如果与周文、勾践养民恤众的做法背道而驰，则必然是缘木求鱼。谯周看到，在“或岁改主，或月易公”的动荡社会中，人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对于民众来讲，城头变换的旗帜是刘姓还是曹姓，并不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他们只希望从战乱中解脱出来，安居乐业。对于统一和安定的渴望，对于人民疾苦的切实关注，是谯周劝降的根本动因。

3、蜀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益州本为刘焉、刘璋父子所统治，刘焉入川时，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外来政治势力集团，这一集团势力的发展，必然会损害益州土著地主的既得利益。在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期间，益州地主不断起兵反抗，虽然刘璋最终依靠东州兵的力量平定了内乱，但刘璋也始终没有得到益州土著地主集团的支持。

刘备能取得益州，正是依靠了土著集团的中坚人物张松、法正等的力量。他们以为只要刘备入蜀，刘璋失势，本集团的势力就可以抬头，但是“豫州入蜀，荆楚人贵”， 刘备入四川后，绝对信任荆州人士，如诸葛亮、庞统、蒋婉、费伟等，对益州土著既拉拢又打击，如彭羕、张裕等人相继被杀害，这让益州土著集团感到一定失望，但在刘备统治时，蜀汉政权“威之以法”、严而不酷，有效地控制了益州士族的肆意扩张;同时，又“恩荣并济”，取得了大多数土著士族的支持，社会还能较稳定。到刘备逝世、后主幼弱，土著士族中的一些实力派如黄元、长褒、雍间、高定、刘宵等则相继起兵反抗。特别是蜀汉后期政治混乱，陈抵、黄皓把持朝政，姜维率蜀汉军队的主力连年发动对魏的征战，十年九役。这些作法影响到益州士族的利益，加之主政者缺乏对他们的尊重，故本土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从支持关心这个政权到逐渐对它失去信心，甚至开始反感。到蜀汉灭亡时，益州士族对其覆亡已漠不关心。

谯周是地道的益州土著，在蜀汉政权中他虽未被打击，却也并非举足轻重，再加上“性推诚内敏，无造次辩论之才”，终蜀之世，不过任了一个“位亚九列”的光禄大夫。作为益州土著利益的维护者，早在诸葛亮伐魏时期，谯周就多次劝谏，认为“魏不可伐”，诸葛亮死后，针对姜维穷兵黩武，功绩不立，谯周作《仇国论》以讽。谯周的态度，代表了当时益州土著的观点。因为蜀汉能否战胜曹魏，统一天下，于他们并无切身的好处，反而连年征战，使他们蒙受了利益上的损失;而且如果西蜀真攻下了洛阳，蜀地的重要程度必然会受到影响，他们的地位也会遭到中原人士的挑战。所以当后主在入吴与奔南之间举棋不定时，对谯周等益州土著来说，无疑投降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取舍。因为在他们心目中，蜀汉政权本不能代表他们全部的利益，那么，它的覆亡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危害，反而可以借此机会驱逐荆楚等外来势力，益州土著地主集团更能获得长足的发展。所以，蜀国统治集团内部益州土著集团与荆楚统治集团的矛盾，成为了谯周向刘禅劝降的一种潜在的动力。

谯周向刘禅劝降的行为一直为人非议，直到清代的王夫之，仍指斥谯周劝降“非取悦于民也，取悦于魏也”。但是，如果我们能深入了解一下谯周的历史思想，了解一下他对于历史发展变化的深刻理解，了解一下他对于蜀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对于其劝降一事便应该有更为全面的看法。谯周的弟子，身为史家的陈寿，是理解老师的思想行为的，他在《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中给了自己的老师一个简洁而中肯的评价：“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三、谯周对陈寿的培养

谯周为人所知的另一个因素还在于他培养了一位著名的弟子——陈寿，在谯周的众多弟子中陈寿有“子游”之称，据蜀人常璩在《华阳国志·陈寿传》中说：“少受学于散骑常侍谯周，治《尚书》、《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锐精《史记》、《汉书》，聪警敏识，属文富艳。”谯周对这位很有培养前途的学生自是另眼相看，寄予很大的希望，时常勉励陈寿说：“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时，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这句含有哲理的金石良言，启发和帮助陈寿下定决心百折不挠，终成史学名家。

谯周博学多识，著述颇丰，号称“渊通”、“硕儒”。他对陈寿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史学方面。谯周精通历史，于历史资料的搜集、史书的纂写、史评等颇有心得，并撰著了大量史学著作，包括《古史考》、《三巴记》、《异物志》、《益州志》、《蜀本纪》、《后汉记》及《谏后主疏》、《仇国论》等。谯周一方面培养了陈寿的史学功底，使他从少时起就喜欢读古代历史名著，如《史记》、《汉书》等，了解撰写史书的方法、义例、别裁、通识等，成为具有史才、史学、史识的历史学者。另一方面，谯周自身的撰著成果对陈寿的著述有借鉴和提供历史资料等方面的作用。如陈寿撰《益部耆旧传》无疑参考过谯周的著述，而《三国志·蜀志》的撰写也不可能排除谯周的影响。此外，谯周史学批评精神对陈寿也有启发。谯周以儒家经典为据，批评司马迁或采俗语、百家言之失，撰著《古史考》对《史记》进行考纠，而陈寿也以蜀郡郑伯邑等人所著《巴蜀耆旧传》不足以经远，改作《益部耆旧传》，从而受到常璩的赞赏。两相对比，继承关系不言自明。刘咸亦称：“承祚之贬姜（维），乃承其師谯周之论。”

谯周不仅教给了陈寿治史的方法，而且培养了陈寿为人正直的品性和高尚的史德原则精神。陈寿在编完《诸葛氏集》向皇帝上表的时候，不顾个人恩怨（他父亲为马谡参军因失街亭受刑），给诸葛亮一生言行作了公正的评述，并把《诸葛亮传》附其目录一并载人志中，创史家未有之先例。他在蜀国为官期间，时值宦官黄皓专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于是屡遭谴黜，仍不以为意。西晋武帝太康九年（公元288年），陈寿因受张华牵连，被权臣赶出京都，陈宁愿辞官不就，回家消闲，也不愿出卖史德原则和高尚人格，这在当时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因他一生为人正直，史德高尚，给他仕途和事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所以《华阳国志·陈寿传》说他“位望不充其才，当时冤之”，是对他一生颇为公允的评价。

谯周对陈寿的教导使陈寿受益匪浅，陈寿也非常尊崇他的这位老师。他后来在《三国志·谯周传·评》里写道：“谯周辞理渊通，为世硕儒，有董、杨之规。”

参考文献

[1]陈寿： 《三国志》，中华书局1982年版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3]常璩： 《华阳国志》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

[4]刘蓉： 《论汉魏之际地域观念的转变——以谯周劝降为例》，《求索》，2009年第3期。

[5]张云江：《三国巴蜀学派的大师谯周》，《人物春秋》，2007年第1期

[6]金生杨：《陈寿的学术渊源》，《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总113期

[7]黄怀信：《谯周与〈古史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