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永乐三《大全》作为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和行为规范，沿用近五个世纪，为传承儒家经典哲学思想和丛书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本文运用文献学、考据学和引文分析等研究方法，就《大全》对后世文献编纂的影响进行剖析，可为研究和学习儒家哲学著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五经大全》 《四书大全》 《性理大全》 文献编辑 影响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7-10-06
Abstract A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code of conduc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Yongle three books have been used for nearly 5 centuries 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serie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philology， textual criticism and citation analysis， the influence of the three books on the compilation of later documents is analyzed，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studying the works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Keyword The Collection of Five Classics； The Collection of Four Books； The Collection of Sex Principles； document editing；influence
明成祖永乐年间命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等主持编纂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官修大书，简称永乐三《大全》、《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本文题名称为《永乐大全》，以便于相关学者今后研究参考。以下简称《大全》。这三部《大全》的纂修，标志着明初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是宋明理学史上的大事[1]；是对宋元以来程朱理学的一次集大成式的传承、汇集与整合[2]，是我国很有研究价值的古籍。其中具有丰富的史料，对研究我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献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大全》的编纂
1.帝王重视文献的收藏工作。明成祖十分重视文献的收藏。据《明史·艺文志》记载，明太祖定元大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永乐四年（1405），帝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阁藏书。解缙对曰：尚书多阙略。帝曰：士人家稍有余赀（同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遂命礼部尚书郑赐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宣宗尝临视文渊阁，亲披阅经史子，与少传杨士奇等讨论[3]。在黄佐《翰林记》收藏秘书一节也有类似的记载，成祖对解缙说：书籍不可较价值，惟其所欲舆之，庶奇书可得；置书不难，经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也[4]。明成祖对文献收藏工作的高度重视，为编纂《永乐大典》类书和永乐三《大全》丛书奠定了基础。
2.名儒程朱理学学者力荐文化传承。为了传承儒家文化，大学士解缙在上奏给成祖的万言书中建议：臣见陛下好观《说苑》、《韵府》杂书与所谓《道德经》、《心经》者，臣窃谓甚非所宜也。《说苑》出于刘向，多战国纵横之论。《韵府》出元之阴氏，抄辑秽芜，略无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检阅，则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又今《六经》残缺，《礼记》出于汉儒，踳驳尤甚，宜及时删改。访求审乐之儒，大备百王之典，作乐书一经以惠万世。孔子则自天子达于庶人，通祀以為先师，而以颜、曾、子思、孟子配。自闵子以下，各祭于其乡。鲁之阙里，仍建叔梁纥庙，赠以王爵，以颜路、曾晰、孔鲤配，一洗历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献，岂不盛哉[5]！明成祖采纳了解缙的意见，其中典籍的内容，后来均被收录在永乐三《大全》中，以解缙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学者，为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3.官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明太祖与明成祖在思想文化政策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1）对大多数有成就的学者采取笼络手段。召集以解缙为代表的近3000位知名学者[6]，编纂完成旷世巨作《永乐大典》大类书，用意是使“数千儒士反对异朝之心理，亦渐次改变”[7]；其出发点，是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8]，以此达到磨练学者们的锐气、凝聚人心、消除学者对新朝的敌视态度、取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2）确立程朱理学思想的统治地位。明成祖朱棣继承和发扬太祖朱元璋儒、道、佛三教一统的统治思想，与刘基、宋濂等大臣制定规章，命胡广、杨荣等48位[9]知名学者编纂完成260卷永乐三《大全》，达到穷理以明道，立诚以达本，修之于身，行之于家，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使家不议政，国不殊俗[10]的政治目的。（3）施严格的科举制度，把程朱理学作为科举取士的唯一标准。《四书》定为科举用书，始于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11]，但未得到贯彻和落实。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恢复科举制度，永乐帝继承、发展并完善了明太祖所制定的科举政治制度，据《四库全书总目》对《四书大全》记载：成祖御制序文，颁行天下，两百余年，尊为取士之制者也。
二、《大全》的丛书定性问题
《大全》作为古籍丛书有其整理文献、保存文献、传承文化、助推学术、方便阅读和利于获取方面的普通价值，本文就其特殊价值进行研究。鉴于学者对《大全》的研究很少、非议颇多，甚至绝少提及《大全》的丛书性质，为了弥补学术研究空白，在论及对后世文献编纂的影响之前，有必要探讨一下《大全》的丛书定性问题。
1.《大全》是不是丛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文献学和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所注重的是技术，而非丛书。曾目睹过一些学者在主持学术会议时，有把《永乐大典》说成丛书的、把《四库全书》说成类书，缺乏文献学和图书馆学的基本常识。通过以“丛书”为题名的文献检索发现，在发表的多篇文献中，仅武汉大学曹之教授一位学者在2011年第5期《山东图书馆学刊》的《丛书源流考略》一文，提到过明代专科性丛书“经部如胡广等撰《四书大全》”这难能可贵的11个字。
永乐三《大全》官修丛书包含：《五经大全》（154卷）、《四书大全》（36卷）、《性理大全》（70卷）这三部书，共有260卷正文。另有《五经大全》附卷15卷、《四书大全》附卷4卷。其中《五经大全》包括：《周易传义大全》、《书传大全》、《诗传（经）大全》、《礼记集说大全》、《春秋集传大全》5种著作；《四书大全》的全名是《四书集注大全》，包括：《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中庸章句》、《中庸或问》、《孟子集注大全》、《论语集注大全》6种著作；《性理大全》包括：《性理彝训》、《性理群书句解》、《太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皇极经世书》、《易学启蒙》、《家礼》、《律吕新书》、《洪范皇极内篇》11种著作。
曹之教授认为，对于丛书的认定，要看它是否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著作，是否有总的书名，有多种著作但无总书名的书，也不能叫做丛书。曾从事过二十四史点校的崔文印教授在1996年第3期《史学史研究》上发表的《明代丛书的繁荣》一文，认为衡量一部书是否丛书的标准，是所收之书，必须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作者的著述；丛书所收的任何著述，都应是完整而不是节略的。强调前者，是为了把丛书与个人选集、全集区分开来；而强调后者，则是为了把丛书与类书区分开来。因此《大全》性质应归属于丛书这一文献类型。
2.《大全》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丛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四书大全》综合著录在经部的四书类、《五经大全》子目书分散著录在经部、《性理大全》著录在子部；《中国丛书综录》在经部简单收录了《四书大全》和其子目书籍的简要目录，遗漏了《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书》两部丛书，因此，在现代书史中客观上造成了《大全》属于那种类型图书的疑难问题。
学界一致认为宋代的《儒学警悟》和《百川学海》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丛书，也进行了许多研究，少见于对古代官修丛书的研究。自明代开始回溯丛书史，经检索《中国丛书综录》和查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大量文献后发现，真正意义上的丛书除上述提及的宋代两种丛书外，还有北宋时期神宗元丰三年（1080）四月由朱服、何去非等人敕撰和重校的《武经七书》军事丛书、元代杜思敬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所编的《济生拔萃方》医学丛书。而《中国丛书综录》前言中记载的明代刊刻的一些丛书，如程荣的《汉魏丛书》、钟人杰的《唐宋丛书》、胡文焕的《格致丛书》、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籍》、周子义的《子汇》、吴勉学的《二十子》、吴琯的《古今逸史》、毛晋的《津逮秘书》等丛书，刊刻时间均在明宣德年（1426）之后，是晚于洪武和永乐时期（1368—1424）的私家坊刻本，并非官修刻本，经详实考据并无永乐十三年（1425）前的其他私坊刻本丛书，也无其他官修丛书。因此，本文认为，《大全》既是我国古代官修的第一部专科性理学丛书，又是明代的第一部官修丛书，也是明代的第一部丛书。
三、以《大全》为冠名的古籍丛书类型功在千秋
据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检索系统检索并结合版本学的相关知识进行探索后，发现存于我国各高校图书馆中题名包含以“大全”为主题词的古籍共查询到115页，1143条记录，发现明代刊刻宋朝之前的古籍，有前蜀时期（220—263）的《道门科范大全》，属明正统十年（1445）刻本、唐代（618—907）《新编评注通玄先生张果星宗大全》明万历间刻本2部，在《中国丛书综录》中前条以收录丛书的分卷子目著录，后条无记录；宋代刊刻的宋人古籍，有宋（960—1279）《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1部；明万历五年（1577）至明末（1644）刊刻的《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等宋人古籍6部；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至清末（1911）刊刻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等宋人古籍7部、《北溪先生大全文集》抄本1部；1911年至2005年出版的《鹤山先生大全文集》等宋人古籍9部；明代刊刻的《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等宋人古籍5部，年代不详的元人古籍《数理大全》抄本1部，共32部古籍。除永乐三《大全》的100多个版本之外，其他含有“大全”题名的古籍有近1000部之多。自永樂十三年（1415）刊行永乐三《大全》前带有冠名有“大全”文字的古籍仅3部而已，其影响力鲜为人知，而《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这三《大全》自明代永乐时期开始作为科举制度教科书，无论在政治体制、文化教育以及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力却众所周知。经以上分析表明，后来以“大全”为题名的书籍沿袭了永乐三《大全》冠名的形式，到了近、现代以“大全”为冠名编辑的丛书和其他文献比比皆是，足以表明以“大全”为题名的永乐三《大全》这一丛书在出版文献和书史学方面的特殊影响力。
四、《大全》是连接《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之间的纽带
目前，存世的有不少清代版本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刻本，也有顺治时期的日本刻本、康熙、乾隆、同治和光绪年间刻本，以康熙和乾隆时期为多，而且《性理大全书》有在康熙年间的内府精写本和乾隆十二年的内府刻本。顺治九年（1652），题准《性理大全》为士子科考用书，1673年康熙重刊《性理大全书》，并亲制序文，说朕惟古昔圣王所以继天立极，而君师万民者，不徒在乎法治之明备，而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经比对属仿永乐三《大全》序文）[12]，使《大全》得以沿袭和发展。
《大全》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教材，在清代得以传承的特殊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清初顺治三年（1646）即清代开国的第三年，就颁布了《公科场条例》，规定科举沿用明制，考试的标准答案为程朱理学家所解释的儒家学说[13]；据《清史稿》180卷，有明则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谓之制义。清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第出身者相比。康、乾两朝，特开制科。博学鸿词，号称得人的记载。190卷记载，清顺治十七年（1660）诏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清史稿》108卷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900），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变通科举之奏。二十七年（1903），用之洞议也，行之至废科举止。从永乐十三年（1415）颁行《大全》算起至清代末年（1903）实施科举取士制度，历时488年之久。因此，表明永乐三《大全》后来在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时，实际上发挥了文化纽带的连接作用。
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和永乐时期纂修《大全》的目的如出一辙。明成祖纂修《大全》的目的是以理明道、以誠达本、修之于身、用之于国，而达之天下；乾隆纂修《四库全书》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4]。永乐通过纂修《大全》借文墨以销垒块，乾隆借修《四库》而毁书一统学术。永乐与乾隆的文化、教育和历史背景也有相似之处，体现在他们均喜欢收藏古籍。乾隆六年（1741），乾隆就以“稽古右文”的名义，颁布过广搜异书的诏令[15]。乾隆曾说，余生九年始读书，十有四岁学属文，今年二十矣，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16]。八旗子弟都听过五经四书和程朱理学的讲经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个处于“永乐盛世”、一个处于“康乾盛世”，使学术研究、古籍的整理、保护与传承得以继承和发展。
《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丛书385种、4926卷[17]，表明乾隆对明代永乐时期古籍的重视，但鉴于《永乐大典》这一巨著的类书性质，乾隆不可能完全效仿刊行大类书，就《永乐大典》严重的遗失情况，曾有大臣周永平提出过重修《永乐大典》，但对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皇权和霸业，乾隆是绝不可能承袭前朝重修《永乐大典》的。因此，对编纂的《四库全书》一书图书类型的定位也就只能是属于丛书性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采纳安徽学政朱筠所提：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一书，虽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的建议得到证实[18]。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四库全书》丛书的命名与乾隆尊儒重道刊刻《性理大全书》是有内在联系的，《四库全书》书名极有可能是仿效永乐三《大全》的结果，其内在联系和效仿问题，有待进行深入的研究，永乐时期编纂的三《大全》理学丛书在明代编纂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丛书之间，客观上起到了纽带的作用是毋容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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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谭理，湖北省恩施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事业、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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