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杰作，对其后典制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学者王圻编纂《续文献通考》，记载了南宋、辽、金、元和明代万历以前的典章制度及其相关言论，并且在门类设置上有所增益。清代乾隆年间，三通馆臣奉旨修成《续文献通考》，其内容完整、考证精细，所作史论也反映出较高的历史见识。从这两部书的内容、编次和价值来看，它们不仅继承了《文献通考》的著述规模，而且对典制体史书的撰述有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
[关键词]《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王圻；三通馆臣；典制体史书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４[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０１－０２２４－０６
毛春伟（１９８２—），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北京１００８７５）
一、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著述规模
唐代史家杜佑所著《通典》改变了中国古代历史编纂以编年、纪传为主的基本格局，开创了典制体通史的著述体例。南宋史家郑樵倡导“会通之义”，所撰《通志》中的《二十略》扩大了典制体的记述范围。在此基础上，元初史家马端临纂成《文献通考》，进一步扩大了对典章制度的记载和研究的范围。这三部史学巨制被后人并称为“三通”，其中《文献通考》晚出，在体例和内容上更为完备。
在其父马廷鸾的直接影响①以及杜佑、郑樵等先辈学者的学术引导下，马端临从三十多岁起开始编纂《文献通考》，历二十余年成书。他将《通典》所分九门（即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扩大为二十四考（即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共３４８卷，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等考为《通典》所无。《文献通考》形成了自身的著述规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其内容的编次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按门类设置的先后顺序，其内容大致包括：关于土地、货币、地租、消费等社会经济制度的内容；政治机构人员的选拔、储备及其职务的内容，即关于政权机构的制度；以皇权为主的礼制，即有关等级社会制度下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兵制和刑制；文化积累的成果；以皇权为主的国家政权的变迁；天象和各种变异的自然现象，即自然环境的内容；国家地理的范围和汉族以外的民族和国家②。这样马端临从经济、政治、社会等级、文化成果、自然环境、地理、民族、周边及域外等方面，按照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中本末先后的地位，把组成封建社会的主要方面都列举出来了[１](Ｐ２５２)。
其次，其撰述思想秉承了郑樵的“会通之义”。马端临继承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注重历史记载的前后相续和史料的综合融会，其记事上起上古，下至南宋嘉定年间，反映出了典章经制的先后相因及演变过程。因而可以说，《文献通考》勾画出了“封建社会的素描的图景”[１](Ｐ２５２)。而他在“古今”关系的认识上，看到了“合理”与“合宜”的矛盾，这“实际上是从静态方面研究封建社会结构走向深入的一种表现”[２]。
再次，其方法与旨趣有自己的特点。马端临不但重视以类例来归纳历史事实，还注重探求历代典章制度的“变通张弛之故”，在史料编次以外，进行“融会错综”、“原始要终”[３](《自序》)的研究。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他主要通过史料的分类来探求典制变化的原因，同时辅之以扎实的考证。他的历史见识很丰富，往往包含着朴素的唯物因素和辩证因素，也包含着历史进化的观点[４](Ｐ３３５)。由于马端临“知前代之典章，识当世之体要”[３](《自序》)的编撰旨趣，《文献通考》不仅具有保存文献的价值，还有了经世致用的价值。
最后，提出了“文献”的思想。马端临区分了“文”与“献”的不同，他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３](《自序》)他把所据史料大致分为“叙事”与“论事”两部分，确定了“文”与“献”的内涵，这对历史撰述和文献学的发展都有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价值[４](Ｐ３３４)。
《文献通考》书成之后，受到了统治者、政治家和学者们的重视，校对、刊刻和研究活动不断进行。是书为后代学人所钦慕，明代以后陆续有续作的出现。这些续作的内容、编次如何，在继承和发展《文献通考》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其史学价值如何？带着这些疑问，本文对《文献通考》的续作即分别成书于明代和清代的两部《续文献通考》，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二、王圻编纂《续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的第一部续作，成于明代学者王圻之手。王圻（１５３０—１６１５）③字元翰，上海人，明嘉靖乙丑（１５６５）进士。在历官陕西布政参议等职后致仕，“筑室淞江之滨”，“以著书为事，年逾耄耋，犹篝灯帐中，丙夜不辍”[５](卷２８６，《文苑二》)。除《续文献通考》外，他还著有《谥法通考》、《东吴水利考》、《两浙盐志》、《三才图会》、《稗史汇编》等书，另有诗文集《洪洲类稿》传世。其平生纂著逾８００卷[６]，“其采辑编排，用力亦云勤矣。计其平日，殆无时不考古研今”[７](卷１７８，《洪洲类稿》提要)。“考古研今”不仅是王圻学术生活的写照，也是其著书的旨趣所在。这一点，在他的代表作《续文献通考》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王圻《续文献通考》凡３０考共２５４卷，分别为：田赋１６卷、钱币２卷、户口２卷、职役１卷、征榷９卷、市籴１卷、土贡２卷、国用８卷、选举１２卷、学校７卷、节义２２卷、职官２０卷、郊社７卷、宗庙５卷、王礼１８卷、谥法１９卷、乐８卷、兵６卷、刑５卷、经籍１２卷、六书５卷、帝系２卷、封建７卷、道统９卷、氏族８卷、象纬５卷、物异５卷、舆地９卷、四裔５卷、方外１６卷。其中节义、谥法、六书、道统、氏族、方外等六考为新增，另外在部分门类下还增加了一些细目。王圻《续文献通考》的卷帙在明代私人撰史中是非常可观的。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其撰述的具体过程，以及所采撰的书籍，不过我们可以知道，他为此书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续文献通考》正式撰述始于万历十四年（１５８６），大致成书于万历三十一年，若加上前期材料的搜集活动，则前后达三十多年[８](《凡例》、温纯《序》)。
关于撰述《续文献通考》的原因，王圻说：“余之续通考也，盖有感于宣圣之说礼也。夫宣圣生知而其说二代之礼犹以文献不足为歉，则文与献皆历朝典章所寄，可缺一也与哉？贵与氏之作《通考》，穷典籍，以言乎文则备矣。而上下数千年忠臣、孝子、节义之流，及理学、名儒类皆不载，则详于文而献则略。后之说礼者，能无杞宋之悲哉？”[８](《引》)他认为文献不足则难以了解历朝典章制度状况，马端临作《文献通考》“文”详而“献”略，因而欲续补之。当然，王圻认为马端临《文献通考》详于“文”而略于“献”，这是不恰当的，但这恰恰反映出他对于“献”的重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辑辽、金、元及国朝典故以续其后，而又增《节义》、《书院》、《氏族》、《六书》、《谥法》、《道统》、《方外》诸考以补其遗，俾往昔贤哲举得因事以见姓名，而援古据今之士不溟无稽，故总名之《续文献通考》”[８](《引》)。
在编次上，《续文献通考》与《文献通考》相似，大致每考先叙历代典制流变的大概（南宋至明代），然后分叙其中各个小的专题；以时代先后叙述典制内容，附以相关谕旨、奏议以及当时人或者后人的评论，间以按语作为注解说明、因果分析或者总结评价。大致来说，王圻《续文献通考》的内容及价值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继承了《文献通考》的撰述体例，续撰了南宋后至元代的典制，并补充了辽金部分。他在《凡例》中说：“马贵与所著通考绝笔于宋，然自嘉定以后什不得一矣，胡元典故阙焉未备。余用搜辑史乘及名家文集诸书，悉依贵与目录编次成帙第。”[８](《凡例》)此外，《文献通考》对宋代典制叙述颇详，但于辽金记载不多，对此王圻认为：
宋真以后辽金事迹十居六七，旧考削而不入，岂贵与乃宋相廷鸾之子，故不乐叙其事？抑宋末播迁之际，二国文献不足故偶缺耶。然舆图之沿革、祥异之昭垂，及政事美恶之可为法戒者，恶可尽弃弗录？余故摭其大节，补入各目下，事则取之史乘，序则附之宋末。[８](《凡例》)
对于辽金事迹记载不详，王圻认为这或许是因为马端临身为宋臣之子，不太愿意涉及当时与两宋处于对立状态的辽金；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马端临身处朝代更替之际，社会动荡，辽金文献难以收集，在这方面记录缺略也情有可原。同时，他进一步认识到，从典章制度的沿革和史学的社会功用来看，辽金典制不能弃而不载。因而，他从史书中录出与辽金相关的内容，补充到《续文献通考》之中。这样，后人便能够了解到南宋、辽、金、元典制的概貌。从王圻对马端临的理解和对辽金典制重要性的认识来看，他的史学见识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明代的典制，成为后人了解明代社会的重要史料。王圻认为续修《文献通考》应记载当代典制，他说：“唐虞三代以及宋元文献几乎备矣，国朝礼乐制度轶唐虞而陋宋元，可独阙乎？金匮石室之藏虽或不能尽睹，余尝从台臣凡六曹文牒，暨诸先贤奏牍咸口诵手录，得什一于千百，遂即贵与?以类附入。俾考古者得以证今，幸成一代完书。”[８](《凡例》)“考古者得以证今”是他“文献”思想的直接体现，即文献是典章制度的载体，倘若不能及时记载当代文献，则后人难以得知当今制度的状况。因而，他将《续文献通考》断限至明万历三十年，即成书的前一年。
王圻《续文献通考》中记载明代典制的部分篇幅较长，不少还独立成卷。如《钱币考》（卷１７、１８）凡２卷，后一卷记述元明典章，而以明代居多，下迄万历二十八年，分别叙述了明代钞法、钱法、宝钱、铸造工料等，颇为详细。《续文献通考》关于明代典制的记载不但比重较大，同时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有关明万历朝的典制，多为《大明会典》所无，又较清修《明史》丰富。如《明史》关于万历年间钱法的记载只到万历四年，而王圻《续文献通考》除万历四年之外，还分别记载了万历五年、六年、十三年、十四年、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的事迹。并且，《续文献通考》于万历二十六年收录了户科郝敬所奏《修举钱法事》全文，谏言责专官、定规则、广铸局、铸大钱、采矿铜、处工本、严稽算、禁盗铸、算岁息、重赏罚、晓愚夫、听贩卖等十二事，近一千四百字[８](卷１８，《钱币考》)。此奏议既可补《明史》中《食货志》的相关部分，又丰富了其关于郝敬事迹的记载④。不难看出，王圻《续文献通考》对明代典制的记载可以和《明史》等重要史籍相互补充。
第三，所增门类进一步扩大了典制体通史的记述范围。王圻《续文献通考》增加了《节义》、《氏族》、《六书》、《谥法》、《道统》、《方外》六考，并对其他一些门类的细目也有所增益。他所增加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
(１)增辑以人物为主的《节义》、《道统》、《方外》三考，体现了他对世道人心和历史人物垂鉴的重视。关于《节义考》，王圻认为“忠孝节义纲常所关，史家亦往往为立传，而旧考未载”，他从历代史籍中析出关于忠节义士的事迹，其目的“非止为往者扬其芳，亦欲令来者继其躅忠”[８](《凡例》)。关于《道统考》，他强调：“道统有关于世教大矣，前考未载，而后有述者在上则止于尧、舜、禹、汤、文、武，在下则以宋儒直接汉代诸儒，而汉唐以降，全无及焉。然或为表章于上，以兴起斯文，或为讲论于下，以驳正同异，则汉唐君臣似亦未可尽泯。”[８](《凡例》)关于《方外考》，他指出：“原考不载仙释，意在黜异端也。然如栾大文成五利诸事具见往牒，非取其足垂监戒耶？”[８](《凡例》)这三考的增设，反映出王圻对先贤事迹的重视，其中《道统考》的设置更是引起了他人的重视。评论者认为王圻对道统“三致志焉”[８](周家栋《序》)，是因为“道统之传，与帝系不朽”，道统与帝系是天下统治的“根”、“源”、“心”的集中体现[８](温纯《序》)。有的学者还指出，若将《道统考》与《方外考》合而观之，则能够反映出“明代儒、释、道三教对峙的客观事实”[８](曾贻芬《影印〈续文献通考〉序》)，它的编纂还“为学术思想史的撰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９]。
(２)汲取了《通志》的成果，增加了《氏族》、《六书》、《谥法》三考。关于《氏族考》，王圻认为“氏族有志，古人用以别生分类，?维世大端也，旧考未载”，因而“摭取经史诸书及尚古类氏等书作《氏族考》”[８](《凡例》)。关于《六书考》，在王圻看来六书曾是专门之学，有助于为官治民，他说：“六书之制前代列于学官，专置博士，盖以察官方而稽民治，不可一日弗讲者”，故“摭拾群籍”，“以补贵与氏之未备。”[８](《凡例》)关于《谥法考》，王圻强调谥法有彰善惩恶的功用，认为“谥法肇自成周，迄于累代遵行罔缺，盖定褒贬于身后，垂劝诫于方来，亦国家至钜也，前考未及”，因而“今搜集遗书作谥法考”，“庶足为彰善瘅恶之一助”[８](《凡例》)。这三考的设立已见于郑樵《通志•二十略》中，王圻将其纳入《续文献通考》，正是受到了郑樵的影响。四库馆臣认为王书“大旨欲于《通考》之外兼擅《通志》之长”[７]（卷１３８，《续文献通考》提要），是有一定道理的。
(３)增加了一些关于社会经济的细目。如《田赋考》中增加了《黄河》、《太湖》、《河渠》三目，王圻认为：“水利乃国家大政。而水利之最钜者，在北莫如黄河，在南莫如震泽，前考皆未备，今别述《黄河》、《太湖》二考，附《水利田》之后，俾在事者得以按迹而图揆。”[８](《凡例》)又说：“前述水利田不过略载其兴革事迹，其海渎江湖流经各郡县境，或资灌溉或通漕或作地险，不可漫无纪录，因作《河渠考》，以附《黄河》、《太湖考》之后。”[８](《凡例》)他还在《国用考》中增加《海运考》，反映了元明时期海运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地位的重要性。他还在《学校考》中增加了《书院义学考》，反映宋代以来书院的发展状况，等等。这些增设的内容大多“反映了当时国计民生的一些迫切问题”[４](Ｐ３９３)；同时，“也可进一步说明作者之经世致用的旨趣”，“这对后来的经世致用学风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４](Ｐ３９４)。
第四，王圻《续文献通考》按语中的史论还包含着丰富的历史见解。特别是对明代典制的评论，他虽“只据往牒及奏疏等书据事节录，并不敢以己意褒贬一字”[８](《凡例》)，但所引用的评论都很有见地。如，明代黄河水患严重，王圻增设《黄河》一目，对古今黄河河道迁徙的大略情况作了考察，并载“前代河决不过坏民田庐，而已我朝河决则虑并妨漕运，而关系国计，故治河视前代为尤急”[８](卷８，《田赋考》)之论。如《户口考》中，记录了“国家户口登耗有绝不可信者”的论述，批评“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更提请“掌民部者宜亦留心经理焉”[８](卷２０，《户口考》)。又如《市籴考》中，有关抵御倭寇的论述，认为市舶当不当开并不是抵御“倭寇”的根本办法，而是需要区分贡舶与市舶、市舶与商舶、商舶与寇舶的关系，这就使“倭患”问题得到进一步明确；同时指出不应一味示之以“恩”，而应先“威”后“恩”，这样实际上才能取得“仁”和“义”兼得的效果，等等。这些论述虽非王圻本人所作，但置之按语也代表了他的观点，反映出他对当时社会经济中重要问题的关注。
三、清代官修《续文献通考》
王圻《续文献通考》成书以后过了四十年，明朝覆亡。此后逾百年，到清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时，乾隆鉴于“‘三通’该洽，博闻之士所必资也”，遂命经史馆详校内府所藏《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缮本[１０](卷２９３)。数日之后，复命大学士张廷玉等续修《文献通考》，其谕为：
马端临《文献通考》一书，综贯历代典章制度，由上古以迄唐宋，原委了然，学者资以考镜。明王圻取辽、金、元、明事迹续之，烦芜寡要，未足与《三通》并，且至今又百五十余年矣。我朝监古定制，宪章明备，是以搜择讨论，以征信从。其自乾隆十年以前，《会典》所载，令甲所布，金匮石室所储，与夫近代因革损益之异，上溯宋嘉定以后，马氏所未备者，悉著于编，为《续文献通考》。[１０](卷２９３)
这一修纂工作持续了二十年，乾隆还亲自参与到修纂活动之中，到乾隆三十二年基本结束。清修《续文献通考》成书之时，乾隆又命人续修《通典》、《通志》，自后“续文献通考馆”改称“三通馆”。本文为叙述方便起见，统称清修《续文献通考》修纂人员为三通馆臣。据王钟翰考证，清修《续文献通考》的总裁、副总裁及修纂官前后约二十人，参与修纂、校对的人员则更多[１１](Ｐ１６１５－１６２４)。
清修《续文献通考》凡２６考共２５０卷，分别为：田赋６卷、钱币５卷、户口３卷、职役３卷、征榷７卷、市籴３卷、土贡２卷、国用４卷、选举１３卷、学校４卷、职官１４卷、郊社１２卷、群祀３卷、宗庙５卷、群庙２卷、王礼１４卷、乐２０卷、兵１４卷、刑６卷、经籍５８卷、帝系７卷、封建４卷、象纬６卷、物异１３卷、舆地８卷、四裔１４卷。其中群祀、群庙为新增，其余２４考皆依《文献通考》而设。概括来说，它的史学价值大约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记载内容较为完整，体例安排更加严整。从时间上看，清修《续文献通考》上接《文献通考》，下至明末，记叙南宋、辽、金、元、明五代典制，比王圻《续文献通考》的记载延续了四十来年。从记载内容上看，针对“《通考》一书成于宋末元初，咨访多所不逮，故舆图沿革止详宋地，辽乐八部仅存踏锤”的情况，三通馆臣在“诸史粲然具备”的条件下，对辽金典制作了补充[１２]（《凡例》）。
三通馆臣虽认为《文献通考》的门类设置已几近完备，且“治天下之道”已在其中[１２]（《凡例》），对于王圻新增的六考，或因与《续通典》、《续通志》等书相重复，或因其载人物传记而不合典制记载之体，而未加采用。不过，清修《续文献通考》在体例上还是有所变化的。一是每类典制的叙述与评论的安排更为明晰。每类之首有小序一篇，总叙该考渊源，并不时论及《文献通考》和王圻《续文献通考》之得失，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以“臣等谨案”标出；然后按时间先后顺序分门别类叙述典制，同时在正文中也不时对所载典制作考证辨析、评论说明，以“臣等谨按”标出。这样的安排使得典制内容与修纂者的考证评论更加容易分辨，便于观览。二是在门类设置上有所调整：分别从《郊社考》和《帝系考》中析出《群祀考》３卷和《群庙考》２卷，使之成为２６考；针对《文献通考》的“疏略之处”作了一些调整，如“于《追尊》、《追?》各庙外别析出《太子庙》，列《诸侯宗庙》之前，入《群庙考》体例始协”等。经过这些改动，清修《续文献通考》的内容安排更为恰当。四库馆臣赞其“典核精密，纤悉不遗”[７]（卷８１，《钦定续文献通考》提要），尚不为过。
其二，史料考证的成绩突出，这一点在按语中体现得尤其突出。以《钱币考》为例，卷７载南宋理宗端平元年（１２３４）五月，“以胆铜所铸钱不耐久，旧钱之精致者泄于海舶，申严下海之禁”，按语云：“浸铜之法以生铁锻成薄片，排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刮铁煤入炉三炼成铜。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饶州兴利场、信州铅山场各有岁额，所谓胆铜也。”[１２]（卷７，《钱币考》）此即是对“胆铜”的解释。卷９载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１１８９）十二月（时章宗已即位）“更定换钞法”，按语云：“此所载交钞之制乃章宗初年更定之文，非海陵旧制也。海陵时钞文见范成大《揽辔录》，马氏已附?正考，而《金史•食货志》不载。”[１２]（卷９，《钱币考》）此则是对所载“交钞之制”的出处作了一番考辨。卷７有辽道宗大安四年（１０８８）七月“禁钱出境”一事，其后分别引用《辽史》中《刑法志》、《食货志》和记载历代钱币专书《泉志》的相关记录加以比对，按语说：“《辽史》道宗钱四等，一曰‘咸雍’而不及‘清宁’，盖偶遗之，洪志之‘寿昌’乃‘寿隆’之讹。至《辽史》谓‘肉好铢数无考’，而《泉志》乃详言之，则史家疏也。”[１２]（卷１０，《钱币考》）可以看到，三通馆臣认为就道宗年间的钱币记载而言，《辽史》有所疏漏，不如《泉志》准确。
在王圻《续文献通考》的基础上，清修《续文献通考》于史料考证方面更为精审，这与当时的学术环境是分不开的。一是这一时期文献典籍的搜集和整理取得很大成就，成为修纂《续文献通考》的有利条件，《凡例》中“今诸史粲然具备，搜讨会通，可以弥缝其阙，较原书益精审焉”[１２]（《凡例》）一语，就是这个意思。二是一些在考证方面卓有成绩的学者也参与到此次修纂活动中，这自然带动了重视考证的风气的形成，如齐召南、钱大昕等均曾任副总裁、纂修官等职[１１]（Ｐ１６１５－１６２４）。三是乾隆皇帝对修纂工作的从严要求[１０]（卷７７８），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清修《续文献通考》在史料考证方面的准确。可以说，对考证的重视，不仅是修纂者们的兴趣使然，更是其职责所在。
其三，对典章制度的评论有较高的历史见识。清修《续文献通考》中修纂者的史论很丰富，主要在每考前的小序和文中的按语之中。以《钱币考》为例，卷７篇首有小序一篇，文为：
马端临作《钱币考》，自太昊、神农迄于宋代，其因时制宜所以谨轻重之权，通贫富之用者，考据致为详尽。宋自嘉定而后，铜冶大衰国用日匮，意在废钱用楮。……明自洪武年间钞法已渐坏，盖废坚刚可久之质，而持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必不能易代而常行也。……今自宋辽以下详考史志以次胪，载在钱币固当以钱为主。乃钞法启于金源，至元而钱几废，则钱钞之先后不能不客主易位矣。明代钞不胜钱，而行使则有次第，故亦先钞于钱。若累朝立制之变通与用法之轻重，皆得以参考焉。[１２]
这篇序文首先指出了马端临作《钱币考》是因为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具有的“谨轻重之权，通贫富之用”的重要作用。继而概括了南宋、辽、金、元、明五代钱币典制的流变，钱法与钞法的发展情况，并着意探求历代尤其是明代钱币制度的利弊得失。此论意在通过对“立制之变通与用法之轻重”的叙述，以资当世参考。其他门类小序的主旨和结构也大致相仿。
清修《续文献通考》按语中的史论也同样反映了他们的历史见解。如卷１０载明宣宗宣德四年（１４２９）六月“定塌房等项纳钞例入月初设各处钞关”，按语云：“宣德六年二月侍郎曹宏奏……云云。则是前此虽令除减，而横敛自若也。夫课钞之增也，始自门摊，其后乃无所不取；始曰‘量加’，其后乃顿益五倍；始曰‘权增’，其后虽减免有之，而钞关竟为永制。汜滥于宣德，权舆于洪熙，而赞成之者原吉此皆明之贤主良臣，其意固欲通钞法以裕国便民，非有他也。而实则徒为民害，是犹拙于奕者数著失势不知舍去，别图而展转穿穴卒之败者，不可救而所伤倍多也。承元之敝不革而因，则又开国者之失计矣，立法之始可不慎哉。”[１２]（卷１０，《钱币考》）这一论述指出了宣德间课钞摊派严重，虽有力图减除，实际上却是在成倍增加；这是元代就有的弊端，由于明初未能革除，后来愈演愈烈，成积重难返之势。
从上述二例我们可以看到，清修《续文献通考》的修纂者们注重分析和总结典制沿革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典制体通史的社会功用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曾亲自参与修纂，对《续文献通考》“亲加披览，随时裁定”[１０]（卷７７８），并“一折衷于圣裁”[７]（卷８１，《钦定续文献通考》提要），对历史的评论当然也不例外。也就是说，清修《续文献通考》的史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最高统治集团的历史认识和他们关于社会经济、国家制度等方面的政策和态度。
四、简短的结论
以上是对王圻《续文献通考》和清修《续文献通考》的内容、编次和价值的初步分析。就具体编纂而言，两书存在的不同之处还是比较明显的：一是前者为私撰，后者为官修，因而在人力、财力、书籍等方面的支持上，二者大不相同。二是在内容安排上，前者有意增加了人物传记的内容，而后者则对此予以严厉批评，不予采用。三是二者成书的历史时代不同，因而具有各自的文献价值，前者在明代史料的记载上有突出的成就，后者则在史料的考证、辨析上更加严谨。四是二者所受的评价不同，如四库馆臣批评前者“体例糅杂，颠舛丛生，遂使数典之书，变为兔园之策”，且“识解乖驳，援引芜杂，往往因类递推，骈枝错出”，因而将其置于《四库全书》“类书”的“存目”中，并认为清修《续文献通考》可以取代前者等。
尽管二者有诸方面的不同，然而总体来看，其相通之处更为突出，这就是二者都是在《文献通考》的基础上继续编纂典制体史书所取得的成果。从继承上来看，它们都自觉地遵循了《文献通考》所开创的著述规模。二者既重视典章制度的记载（“文”），又注意对人物言论的记录（“献”）；既在历史记载的时间上有较长的延续，又积极补充了原考所缺的有关内容。可以说二者都继承并发扬了“通”的主旨，勾画了宋、辽、金、元、明各时期社会制度的面貌及其演变的轨迹。同时从二书的史论部分可以看出，他们还继承了马端临的撰述旨趣和研究方法，即不仅注重以“类”来进行史料编辑，而且进一步探求典制演变之“故”；不仅注重史书的编撰，还注重对历史的研究[１]（Ｐ２５６、２５７）。从发展上来看，它们都对典制体通史的撰述有一些新的探索和发展。王圻与三通馆臣在杜佑、郑樵、马端临等人的基础上，在各自的历史环境下，对《文献通考》的撰述内容和体例作了一些改变。这些变化大致顺应了社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对历史撰述的要求，同时也为典制体通史的撰述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因而，对今天的研究者而言，二书当等量齐观，不可偏废其一，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共同的和各自的价值。
清修《续文献通考》成书后，官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清初至乾隆年间典制）和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乾隆年间至清朝覆亡的典制）陆续成书。这样，从《文献通考》到《清朝续文献通考》，形成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关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典制的记载。王圻《续文献通考》和清修《续文献通考》正是其中组成部分，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其成就与价值有待深入发掘。
注释：
①有关马廷鸾的生平及其对马端临的教育，参见《宋史》卷４１４《马廷鸾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王瑞明：《马端临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９—７０页。
②此处关于《文献通考》内容安排的逻辑关系，主要参考了白寿彝先生的论述。参见白寿彝：《元代马端临进步的史学思想》，《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５０—２５２页。
③王圻的生卒时间，参见向燕南：《王圻姓氏系年》，《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七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３３３—３５２页。
④《明史》关于钱币制度的记载见于卷８１《食货五》，关于郝敬的传记见于卷２８８《文苑四•李维桢传》附《郝敬传》。均见《明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
[参考文献]
[１]白寿彝．元代马端临进步的史学思想[Ａ]．中国史学史论集[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２]朱维铮．论“三通”[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８３，（５）．[３] 马端临．文献通考[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４] 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５] 张廷玉等．明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６] 向燕南．王圻纂著考[Ｊ]．文献．１９９１，（４）．[７]永?等．四库全书总目[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８] 王圻．续文献通考[Ｍ]．北京：现代出版社，１９９１．[９] 向燕南．王圻《续文献通考•道统考》二题[Ｊ]．史学史研究，１９９６，（２）．[１０] 清代官修． 高宗实录[Ａ]．清实录[Ｚ]．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１１] 王钟翰．清三通纂修考[Ａ]．王钟翰清史论集（第三册）[Ｃ]．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１２] 乾隆官修．续文献通考[Ｚ]．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责任编辑：王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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