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印学因素”与篆刻史研究范围的拓展

摘要：篆刻史的研究范围并不仅仅是对篆刻作品字法、刀法、章法等“印学因素”的考察，同时篆刻艺术历史的发展也不仅仅是由“印学因素”的传承而推动的，在构建完整真实的篆刻史时要求我们注意到“非印学因素”。“非印学因素”是指除去篆刻艺术本体内容之外的其他要素，诸如篆刻活动过程中的经济因素、赞助人参与、地域因素、社会文艺思想等内容。“非印学因素”的变动往往会改变篆刻史的写作模式、叙事方式、研究内容等。

关键词：“非印学因素”；篆刻史；篆刻艺术；研究范围

中图分类号：J05-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6）03-0134-11

一“非印学因素”与篆刻史的研究范畴

为所研究的领域划出清晰的界限，是所有人文学科研究者所努力的工作。对某一学科的研究范畴作出界定，能够使得该学科的研究方向更为清晰，但是，研究方向越是清晰明确，往往该学科的研究目标越具有方向性与针对性，对于一些看似不属于这个学科的东西也会有意无意地遗失掉。事实上，很多“界限”的划分都是徒劳无益的。针对人文学科在研究中“划界限”的做法，法国著名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曾经指出：

今天它们正在比以往更为繁忙地阐释它们各自的目标、方法和优越性——这样做既不冒险，也不费力。它们争先恐后地为边界线进行诡辩，而那些边界线有的把它们区分开来，有的并没有区分它们。[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当代篆刻研究者为了构建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也努力梳理划分篆刻学应该有的研究内容，其大致的研究范畴有三个大方面。第一个大方面是篆刻学之“史”的部分，包括古代玺印史、流派篆刻史、明清印论史及其文献资料；第二个大方面是篆刻学之“论”的部分，包括篆刻美学原理、篆刻技法原理、篆刻创作原理、篆刻赏评原理；第三个大方面是篆刻学之“实践”的部分，包括篆刻技法训练、篆刻创作指导、篆刻批评指导、篆刻教育与教学研究。这三个部分对构成篆刻学这门学科的整体完整性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然而，作为篆刻艺术的研究对象，上述这

收稿日期：2016-04-20三个部分似乎稍显单薄。当代篆刻史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对名作、名家的叙述，这在明清流派篆刻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按照印人、印作的编年，进行顺序叙述仍然是当今篆刻史研究的主流。如此正好陷入了一个无法继续深入研究的陷阱，正如美国文学理论家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在论述文学史时所指出的一样：

应当承认，大多数文学史著作，要么是社会史，要么是文学作品中所阐述的思想史，要么只是写下对那些多少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文学作品的印象和评价。[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90页。

当代篆刻史研究如何突破“按编年顺序加以排列的具体篆刻作品的印象和评价”的现象，是篆刻史研究者不得不重新面对的难题。在篆刻史研究过程中，除却上述所说的“史”“论”“技法实践”这三个部分，篆刻学的研究是否还包含其他内容？尤其是在篆刻史的研究过程，我们能否还仅仅着眼于篆刻家的介绍和作品的罗列？贡布里希在论艺术史时曾谈到：

艺术史是生活这件无缝之衣的一根丝线，不可能把它与经济史、社会史、宗教史或者体制史这些丝线离析之后不留下若干松散的线头。而从何处着手离析，又如何组织叙述，这对于艺术史家就象对于任何其他史学家一样，既取决于他想知道什么，也取决于他认为可以作何发现。因为，尽管我说是无缝之衣，可是传到我们手里的却是一堆零乱的五花八门的知识。[英]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范景中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221页。

篆刻史作为一门专门史，它与整个社会史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社会史中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变动都有可能在篆刻史中得到反馈，这就不得不提示我们关注篆刻史这根“丝线”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以及它们的交叉地带。为篆刻史划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剪断了篆刻史这根“丝线”与其他“丝线”的联系。

上文所谈到的，构建篆刻学的三个大的方面，我们可以称之为篆刻的“印学因素”，因为它们全部发生于篆刻艺术的本身范围之内。

除却这些因素，篆刻艺术的研究是否会与其他各门学科发生关联，如同贡布里希所说的那些“零乱的五花八门的知识”是否参与了篆刻史的构建，是值得思考的。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因素，篆刻家的交往对象，乃至其生活的地域、作品传播的方式等非直接、非显著的因素同样影响到篆刻史的前进过程与方向，像这样的非显著因素，我们可以称之为影响篆刻艺术发展的“非印学因素”。

如果将篆刻史比喻成一座城堡，那么“印学因素”是构成这座城堡的建筑、人口、物产、社会制度等，但是这座城堡有着严密的围墙，它如此顽固的约束着人们观察这座城堡的视线，而“非印学因素”则是这座城堡所处地域的地理环境、气候特征、土壤酸碱度等，这些也是构成城堡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这座“城堡”规模大小、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非印学因素”对篆刻史的写作模式、叙事手法、研究范围与内容的影响如同气候环境等对城堡的影响一样重大，要想改变当代篆刻史的研究现状，“非印学因素”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切入口。

在“非印学因素”理念的影响下，社会生活中政治、经济、地域等因素被纳入到篆刻史考察的范围之内。此外，在“非印学因素”的影响下，传统的对篆刻家生平的简单介绍也应该逐渐深入到篆刻家周围的人与事件。总之，社会历史中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因为这些看似与篆刻漫无联系的动向，最后都可能导致印章风格的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篆刻史前进的轨迹。

二“赞助人”角度对篆刻史研究的意义

在艺术史研究中，“赞助人”角度作为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已经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系统的从“赞助人”角度出发对艺术史进行研究，首推英国的艺术史学者哈斯克尔，他在著名的《赞助人与画家：巴洛克时代的艺术与社会之关系研究》（Patrons and Painters：A Study of Relations between Art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Baroque）一书中运用从赞助人角度、而非艺术家角度切入到艺术史研究的方法，从而改变了人们以往看待艺术史的角度。关于哈斯克尔的介绍与成就可参阅曹意强《艺术与历史》附录1《哈斯克尔小传》，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近十年来，有学者将哈斯克尔的“赞助人角度”运用到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上，2003年，《荣宝斋》第一至五期连载了李铸晋等人“中国画家与赞助人”的系列论文，首次以“赞助人”为视角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史。虽然“中国画家与赞助人”系列文章存在一些偏颇，但是它们却为当代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样也为篆刻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启示。

相关热词搜索： 篆刻 史研究 拓展 因素 非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