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末财政困窘，支出浩繁，政府在维持旧有税收的同时，力图开辟新的税源，并因应时势而不断变化，酒税从厘捐到烟酒税这样的变化就体现了这一发展历程。民国初创，面临的财政危机依然如故，酒税征收仍然沿习清末旧制，弊病百出。当政者对酒税制度重新设计，意欲将其纳入国家财政收支系统的正轨。对原有酒税加以改革，举办公卖制度开征公卖费，新征烟酒牌照税，构成了民国初年酒税制度的主要内容。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努力并没有达到制度设计者的初衷。
关键词： 清末民初 酒税制度 因革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25-32
酒是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耗品，它深深地渗入了中国文化的内核，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西周《酒诰》宣布禁酒以来，历朝历代都对酒这种特殊的饮品加以不同程度的管理。清末，政府对酒类的管理主要体现征税之上，然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税制。无论是征收方式还是税率，都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其随意性。民国创建，伴随着现代财政税收体系的建立，民国政府对酒类的管理也提上了议事日程。考察清末民初酒税制度的传承与变迁，对于深化近代史特别是近代财政税收制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能为今人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从“厘金”到“烟酒税”：清末酒税制度的初步建构
清代前期对于酒类的管理，主要体现在限制甚至是禁止酿酒业的发展上。特别是乾隆朝，禁酒政策甚至引起了广泛的争论。［1］清末，由于军费和赔款的需要，政府不得不加紧寻找新的税源。对于消费量极大的酒类，鉴于其对粮食的巨大消耗，政府终于在关注民食问题的幌子下对其征收费税。对于清末酒税政策的演变，已有学者加以探讨。［2］值得注意的是，晚清酒税的征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税率和固定的征收方式。
（一）清末酒类厘金征收情形
咸丰三年（1853），治军扬州的太常寺卿雷以諴以国帑空乏、军用不给为由，奏请于江南泰州宝应榷税往来百货商品，值百抽一，名为“厘捐”。后曾国藩、胡林翼等行于两湖地区。厘金本意，不过是为暂时解决军饷亏缺。厘金于财政收入不无小补，各地遂起而仿效，后得朝廷认可，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3］（P4-7）酒类厘金即含于百货之内，值百抽一。最早开始征收厘金的泰州仙女庙抽厘情况为：绍兴酒每坛60文，百花酒每坛40文，高粱酒每坛120文。泰州城乡各行铺捐厘助饷税率（咸丰四年五月初一日起施行）为米行每担20文，油行（照油缸头脚腰征收）每担40文，酒行（照收数）每担24文，糟房（照生意多寡）每百文1文，各杂行每百文一文。［4］（P588）
由于朝廷对厘金征收的机构设置及税率等没有统一的规定，出现了各省“厘金征收各自为政的割据局面，造成了重叠繁苛的税制结构。”［5］随着内外形势的恶化，特别是为了筹集战争赔款，各省酒类厘金且有不断加重的趋势。如湖南省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由湖南巡抚请准，烟酒两项于厘金常额外另加3成。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加3成，附于正厘征收。光绪三十年七月，湖南每年认解烟酒两税银6万两，在厘金之外另征烟酒税捐，发给执照，填注产销数目，按2%认捐。出产谷酒、火酒等类税额每担200文至400文。输入汾酒、绍兴酒，征落地税、入口税，每罐82文至200文。［6］（P95）直隶在开办之初，厘金税额远较他省为轻。光绪二十年（1894）后，因偿还外债及战争赔款的需要，开始加厘抽捐。除将百货厘金税率由原来的0.5%左右提高至1.25%外，又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对酒实行寓禁于征的政策，对其重课厘金，按百货厘率1.25%加征4成。光绪二十六年（1900）改为加征6成，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改为加征13成。加后的税率为货值百两征厘金2两8钱7分5厘，为2.875%。［7］（P56）广东在厘金开办之初，对酒所征厘金也同其他百货一样。光绪二十八年（1902）对酿酒作坊征收酒甑捐，广州称为酒甑牌费，其余各地大多称为酒捐，酒每甑征银2两。后来又有酒捐报效、酒捐警费、酒捐学费、酒捐办公费等杂款。1908-1909两年合计全省征得酒捐银21.06万两。宣统元年（1909），酒捐由按甑征收改为点饭核税，每三埕（坛）饭作一埕酒计，征银元0.2元。［8］（P73）江苏酒税除宁属门销捐和苏属坐贾捐外，还在厘金项下设烟酒税目，归各处厘捐局、税务公所按地段兼办。宁属各局税率不一，采取遇卡征收的制度。苏属只在经过第一道卡时征收一次。当时征税采用从量定额形式，税负约在10%—20%。［9］（P105）广西百货厘金中酒类厘金款，原系留户部拨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起，经广西藩司报准此款用于抵解赔款。百货厘金改办百货统税后，仍保留烟酒厘税的名称。此税仍由统税局卡照百货统税税则中酒类的应征税额征收，由统税总局另行划解，每年约5000余两。［10］（P23）四川百货厘金初约值百抽二，1895年为筹赔款，加抽酒厘3成，1899年加抽一倍，1901年再加3成。1904年，酒厘改为酒类统捐，大曲酒、仿绍酒及外省运入四川的绍酒、汾酒等，每斤征钱8文，小曲酒、老酒等每斤征钱4文。1905年，全省实收酒捐银59.76万两。［11］（64-65）
当时，酒类厘金的征收非但没有统一的机构及划一的税率，就是其征收标准也不统一，有以货价为标准者，有以货量为标准者，有以酿酒器具容量为标准者，有依酿酒原料征收者。其征收货币也不划一，虽然厘金本意是货物值百两抽一，然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有征收银两者，有征收铜钱者。清末酒类厘金税目繁杂，各省各自为政，其混乱程度无以复加。
（二）从“厘金”到“烟酒税”
酒类厘金各地均已开征，而收入却很有限。如1903年奉天省征得烟酒捐银7100两，陕西省烟酒厘金4152两，江西省茶糖烟酒厘税28345两，广西省烟酒加征厘金5395两，云南省百货红糖烟酒等厘金202510两，吉林省烟酒税28000两。［12］（P86-125）加之各地征收不力，使政府财源匮乏的状况未有改善。1903年11月，光绪皇帝在上谕中说道：“前经户部通行各省整顿烟酒税，以济要需，乃报效之无多，实由稽征之不力，据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称，直隶抽收烟酒两税，计岁入银八十余万两，以直隶敝之区，犹能集此钜款，……即著钞录直隶现办章程，咨送各省，责成该将军督抚等一体仿行，并量其省分之繁简，派定税额之多寡，直隶一省，应仍照现收之数，每年仍派八十万两，奉天省每年应派八十万两，江苏、广东、四川各省，每年应派五十万两，山西省每年应派四十万两，山东、江西、湖北、浙江、福建各省，每年应各派三十万两，河南、安徽、湖南、陕西、吉林各省，每年应各派二十万两，甘肃、新疆、广西、云南各省，每年应各派十万两，贵州省每年应派六万两，通计以上二十一行省，每年派定税额共六百四十六万两，殊于国计有裨，仍于民生无损。良为烟酒两项，徒供嗜好之用，并非生计所必需，虽多取之而不为虑，且可以寓禁于征，……经此次派定税额之后，各该将军督抚，务即遴选妥实明干委员，实力奉行，认真稽征。”［13］（P585）这道上谕明确提出整顿烟酒税的要求，并以袁世凯治下的直隶省作为样板，规定各省的烟酒税征收数额，总额为银646万两。然而各地仍未能完成摊缴数额，如贵州派定的6万两，就没有完成。［14］（P89）一来该省烟酒出产本就不多，二来贵州地瘠民贫，当局难以执行。其他各省情况也极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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