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官员应该怎样做个好“能吏”

现代官员应该怎样做个好“能吏”　　

熊正良　　

各级现代官员争做好“能吏”，是与时俱进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是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体现。各级现代官员中“能吏”越多，推动现代经济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就越强大。然而，应该怎样做个好“能吏”，仍是摆在各级现代官员面前的一道重要考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众多的落马官员中，原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就曾因雷厉风行、铁腕治庸而出名，被舆论誉为“明星官员”和“能吏”。即便仇和落马后，一些媒体仍少不了给一个“能”字的评价。那么，仇和到底“能”在哪里？为何一个“能吏”却变成了阶下囚？各级现代官员又应当从中吸取哪些值得引以为戒的教训呢？　　

首先应当肯定，无论哪个国家，也无论哪个年代，社会都需要有“能吏”来治理。世界各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许多“能吏”传记就是很好的佐证。但何为“能吏”？在我国史书上有着许多不同的论述和记载。《辽史·能吏传》称：“吏畏民爱，决事如流，真能吏哉。”用现代语言来概括，“能吏”就是为社会和百姓利益而不畏艰险不畏难，办事果断效率高，敢闯敢干敢作为，并能得到百姓广泛认同和大力称赞的官员。因此，从这一概括来看，毫无疑问地说，不管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年代，敢闯敢干、为民谋利、有所作为的“能吏”都应该是官场里的正能量、推动社会发展的中坚层，是推动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风流人物和中流砥柱。　　

然而，“能吏”能过了头也能犯事，走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在《官场现形记》里，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围绕贪官污吏展开的揭丑记。书中描写的既有军机大臣、总督巡抚、提督道台，也有知县典吏、管带佐杂。他们或龌龊卑鄙或腐败堕落，构成一幅清末官僚的百丑图。通观书中批判的人物，有的不乏“有所作为”、“有所建树”，为了出人头地、升官发财、荣宗耀祖，谋个名垂青史，便舞动起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搜刮民财，对百姓祸害有加，比不干事而只管捞钱的有些“贪吏”更是苛烈百倍。正因为如此，在历史上，有些“能吏”又成了让人咬牙切齿的对象，不仅未能名垂青史，反而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遗臭万年的骂名。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历来是考察任用领导干部的基本标准。官员如果没有“德”的有力支撑，“能”就难以得到正确发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有少数现代官员很会利用“能吏”来乔装打扮自己，借助美其名曰改革开放就要敢作敢为，而实际上则是借助改革开放蛮干胡干，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干着祸害百姓的事情。被称为“能吏”的仇和从宿迁到昆明，一路大拆大建，效率是高了，但他的那些“功绩”又有多少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作为的呢？仇和这个“能吏”的典型意义再一次表明，有权凭任性，权力不受制约，是少有不贪腐的，其所谓的“政绩”也是殃及群众、损害群众利益换来的。　　

在现代社会抨击“为官不为”的平庸官员氛围中，仇和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的确很讨舆论欢心。所以，在仇和没有落马前，才有为其大唱赞歌的文章充斥媒体。也因为在官场里，有鲜明个性的官员往往是异类，容易被当成“出头鸟”，所以在仇和落马后，也有个别媒体和少数官员认为他是因为太过张扬个性而栽了跟头。在部分官员奉行“低调做人”的“潜规则”下，坚持个性甚至愿出“风头”是需要勇气的。仇和显然不愿把自己变成平庸官员。他很敢于彰显和呵护自己的鲜明个性，除了能做事，还要推出一点“新风”。那么，仇和到底“能”在哪里？他的“能”为什么落得如此下场呢？　　

无规矩不成方圆。从某种意义上说，“出头”并不是坏事。但如果有权任性破坏了法纪和规矩，则是不允许的。且不论仇和一意推行的“改革大招”，有不少因为经不起法治检验而变得南辕北辙；其一度为人津津乐道的果敢作风，很多时候也经不起推敲。比如他曾以开明形象示人，但他忘了，开明同样必须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搞一言堂，不能搞专制主义。何以在别人提出中肯批评时，他就没有“民主”，只有“集中”了呢？又如他强调的“为百姓做事”，当然从表面上看是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但何以就屡屡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独断专行、飞扬跋扈，变成了自作主张、“替民做主”，结果非但未能实现民生福祉，反而经常触发社会矛盾呢？　　

仇和的所谓“勇于改革”，曾被少数媒体广为赞誉。改革当然需要勇敢精神，但也不能因此走到另一个极端——只要冠上“改革”之名，就没有不能干的事情、没有不能采取的手段，甚至凌驾于法律规范之上，使法治成为一句空话。其实，仇和在没“出事”之前，他的行为就因其“多面性”而备受争议。在他的多重面相中，最鲜明的莫过于“强势”。他在吏治、城建、治污等诸多领域的改革措施无不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强力推进，经常被外界冠以“铁腕”二字。强势改革虽然极具效率，但如果强势到有权任性破坏民主法治和人民群众利益，“以势压法”，“以权压人”，突破法治框架、脱离法治轨道去硬干、蛮干，那就难免埋下落马的结局。　　

在现代社会，改革与法治相辅相成，不可或缺。任何改革都必须于法有据。各级现代官员必须深刻认识到，改革虽然是现代官员的一种可贵品格，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改革绝不是“权力意志”的为所欲为。法治是对改革的基本约束，改革的理念要符合法治思维，改革的措施要在法治框架内运行，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在仇和的诸多施政中，最受批评的就是他在宿迁和昆明两市强力推进的大拆大建。这种“大跃进”式的造城运动，不仅受到当地百姓的抵制，也同时受到当地官员的反对，有些退休老干部甚至登门劝导他不要蛮干，但他一意孤行。仇和的这种所谓改革行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很难经受住“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的检验，终至落马。　　

同时，各级现代官员也必须深刻认识到，维护法治不是反对改革，而是从最基本的层面上对改革的一种保护。如果改革的动机、目标、方式和手段都符合法治要求，改革和改革者就能经受得住考验和检验。虽然仇和落马于贪腐，但不可否认的是，仇和打着改革的旗号，为了个人政绩胡作非为，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之上，是其贪腐落马的主要病根。无数事实证明，“重人治、轻法治”的所谓改革必然漏洞百出。因为“权大于法者”在突破法治框架之时，也就失去了法治的保护，各种心怀鬼胎的“围猎者”就会乘虚而入，从而滋生利益输送、权力寻租。所以，现代改革既需要敢闯敢冒的精神和劲头，又必须坚守法治底线。只有坚守法治底线的敢闯敢冒，改革才能沿着健康轨道运行。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区和深水区，这种形势和局面更加需要各级现代官员敢于改革，勇于改革，站在改革前列，做改革的弄潮儿。但是，越是在这个紧要关头越要牢记党纪国法，做遵纪守法的带头人。敢于改革与严守法纪是现代官员的两大标志和特征。党中央强调并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管党，厉行法治，又同时强调并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各级现代官员一定要树立正确理想信念，树立法治思维理念，自觉遵守党纪国法，自觉按照党内规矩决策、办事，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团结带领人民群众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不断取得改革发展稳定的新成就。惟有如此，各级现代官员才能真正成为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群众所需要的好“能吏”。　　

作为反面典型和教员，仇和这个曾经的“明星官员”和“能吏”因严重违纪违法落马了，受到法律的惩处，是罪有应得，其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更值得各级现代官员高度警醒：改革和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车失一轮，难免倾覆；鸟断一翼，岂能高飞？因此，各级现代官员一定要把敢于改革与遵循法治有机统一起来，既要争做为百姓敬仰的敢闯敢干、有所建树的现代“能吏”，又争要做尊法学法懂法用法的现代模范和标兵，时刻牢记“法无授权不可为”，坚守任何改革必须于法有据，不可任性而为。否则，到头来还是那句流行的老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怨不得其他任何人。　　

（作者单位：河南省罗山县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