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劳动者群体性事件，也称突发性事件，与之相近的概念还有“罢工”、“怠工”、“工潮”、“产业行动”等，一般是指集体争议中，劳动者不经过我国现行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而直接采取罢工、上访、游行、示威、静坐、请愿等集体行动，以期达到维护自己切身利益目标。
近年来，我国劳动者群体性事件呈急剧增加的态势，并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舆论以更加低成本和便捷的方式传播，弥补了维权运动组织资源不足的缺陷，维权力量很容易迅速聚合。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群体性事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体是人民政府，而作为人民政府一员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所要解决的群体性事件主要就是群体性欠薪案件。
二、问题现状
群体性欠薪案件，是劳动保障监察的老大难问题，每年的春节前，是此类案件的爆发期，形成了“年年清、年年欠”的怪现象。2010年1-6月份，我区共受理处置群体性欠薪案件40起，较去年同期增长了75%，追讨欠薪金额达1107.91万元，涉及劳动者1542人次。形成群体性欠薪案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情况：
（一）拖欠工资情况仍是主要矛盾，占所有案件的70%。群体性拖欠工资的案件主要集中在以下企业：一是建筑、交通施工行业，该类行业是发生群体性拖欠工资案件的主要源头，十有七八的群体性拖欠工资案件发生在该类行业；二是装潢、承包性质行业，该类行业仿照建筑、交通施工行业的转包、分包的“一脚踢”模式，将业务转包、分包给自然人，最后因自然人拖欠工资，成为了发生群体性拖欠工资案件的另一源头；三是资金周转困难的生产性企业，该类企业因资金周转出现困境，甚至出现资不抵债，经营者逃逸的情况，也是我区群体性拖欠工资案件的发生源头之一。
（二）最低工资执行缺位引发矛盾，占所有案件的20%。最低工资执行和工资调整缺位成为新的群体性欠薪案件，主要为：一是今年四月起我市调高最低工资标准，涨幅近15%，但部分企业未严格按照政策文件同步执行；二是部分企业未依照月法定出勤日计算工资，而是根据每月实际出勤日计算，导致最低工资标准“变相”打折；三是伴随最低工资调整，原来薪酬高于最低工资人员薪酬变动不大，与最低工资调整员工相比差额缩小甚至被反超。
（三）加班工资支付不足点燃矛盾，占所有案件的10%。加班工资支付不足情况普遍，绝大多数生产型企业以计件工资为名，未经科学测算和平等协商，肆意确定计件定额和单价，加班超额，计算混乱，克扣加班工资现象严重，为引发群体性欠薪案件埋下隐患。
三、原因分析
发生群体性欠薪案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经对往年该类案件分析，再深入调查了解，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社会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一是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致使部分企业难以渡过经营困难时期，导致资金链断裂，拖欠劳动者几个月工资，影响到劳动者的正常生活，从而引发群体性欠薪案件的发生。更有个别经营者在无力偿还巨额债务后，先择逃逸，致使劳动者围堵、阻塞交通、抢夺生产机器等固定资产等过激行为，造成恶性的群体性欠薪案件。二是从去年第四季度特别是今年上半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消退，我区经济形势实现彻底扭转，企业发展势头普遍向好，但用工难、工资支付的旧观念等因素在部分企业中依然存在，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如最低工资标准、加班工资）造成群体性欠薪案件的发生。同时，上半年部分地区发生了一系列范围宽广、影响深远的劳资纠纷案件，如富士康连续跳楼案件、广州本田汽车零部件厂大规模罢工案件，使群体性欠薪案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群体性欠薪案件处置风险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
（二）企业人性化管理理念缺失。一是建筑、交通等施工企采用以包代管的包工头用工模式。建筑、交通等施工企业往往将工程分包给几个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班组长，再由班组长招募亲戚、老乡进行施工，甚至有班组长再将劳务转包给他人，由此形成了该类行业特有的包工头用工模式，从而导致了用工管理十分混乱。这种以包代管的用工模式是无法实行有效管理的，所以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地要求企业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但工资发给包工头再由班组长分发给农民工的工资支付模式还是建筑、交通等行业的不二选择。有的包工头领取工资款后，先用工资款垫付
材料费，剩余部分才发给农民工；有的班组长拿到工资款后故意克扣、榨取利润，更有甚者卷款而逃，致使农民工工资被无故拖欠，从而引发群体性欠薪案件。二是随着经济回暖和生产订单大幅增加，部分企业以去年经营惨淡和今年下半年经济局势尚不明朗为由，为尽快消化手中订单，以追求更多短期利益为第一要务，只顾眼前，不顾长远，依法经营、人性管理理念缺失，客观上肆意侵害劳动者权益，极易造成劳动者联合起来反抗弹压。
（三）工程款拖欠和资金断裂。大部分的群体性欠薪案件是由工程款拖欠或资金断裂所引发的，发包方因其自身原由未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工程款给总承包方，而总承包方在垫付一定资金后无力再继续垫付工程款给施工企业，致使施工企业拖欠项目部材料及工资款，导致项目部拖欠班组长工资款，从而形成了班组长拖欠民工工资的“层层拖欠”的现象。
（四）劳动者素质发生变化。伴随着产业工人的逐步更新换代，民工荒成为上半年企业发展一大难题。当前劳动者中，80后、90后人数不断增大，正逐步成为劳动者的主力军。同其父辈人员相比，该群体个人意识强、效率起步慢、团队意识和责任性差，个性张扬，难以管理，但文化知识和法律意识明显增强，个人维权意识突出，在客观上增加了产生劳资纠纷矛盾的可能性，也是引发群体性欠薪案件的原因之一。
四、我区解决群体性欠薪案件的办法
解决群体性欠薪案件需要快速高效，而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工作需遵循法定程序，在解决具体问题中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区劳动保障局在多年来处理此类案件的实际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地解决群体欠薪的创新办法。
（一）拓联动网络。为了能及时介入突发性劳资纠纷，我区在原110联动的基础上创新处理机制，拓展了一个统一指挥，协调作战的工作网络，即明确企业所在地街道（镇、乡）为责任主体和牵头部门，其他部门根据自己职责，认真履职。劳动保障部门做好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解释和工资调查确认工作；公安部门做好现场的治安管理工作；总工会做好劳动者的安抚及代表推选工作；工商联和企业家协会做好联系、督促企业工作。例如，2010年5月20日晚上，公安110接到群众举报电话，称我区一家服装企业在支付劳动者工资时未达到最低工资标准从而引发群体性突发案件。接案后，企业所辖地街道的值班同志赶到现场控制局势，区劳动保障局值班同志及时行动，调查确认未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人数和金额，其余联动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劳动者情绪得到安抚，企业理解了政府工作，很快就补发了这部分工资，联动的工作网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的40起群体性欠薪案件中，采用此类方法处理为25件，占63%。
（二）建调解机制。针对近年来我区企业劳动纠纷案件的高发态势和企业用工的实际，我区审时度势，于2009年率先在全省成立了联合调解中心。联合调解中心主要由总工会、劳动保障、司法等部门的人员组成，并聘请专职律师任调解员。由于联合调解具有快速、灵活、高效等工作特点，又充分调动社会资源以及和风细雨的工作方式得到广大企业和劳动者的认同，同时也为化解群体性欠薪案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创高效方法。所谓的高效方法，即“三个第一时间”，具体为劳动保障部门第一时间受理，人民法院第一时间保全财产，街道（镇、乡）第一时间动用应急周转金垫付劳动者生活费。例如2009年12月，区劳动保障局接到劳动者投诉，反映区内的某木业公司拖欠劳动者三个月工资，且老板逃逸。区劳动保障局随即对投诉情况进行核实。据调查，该公司为租赁厂房企业，老板无法联系，有关情况无法核实。区劳动保障局的劳动仲裁部门第一时间依法出具受理通知书，劳动者凭劳动仲裁部门的受理通知向人民法院
申请财产保全申请，劳动者的申请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第一时间依法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然后街道（镇、乡）第一时间动用欠薪应急周转金垫付劳动者的基本生活费。最后依照法定程序由人民法院拍卖机器设备补充垫付的应急周转基金和支付劳动者的剩余工资。该案从受理-核实-裁决-保全-垫付生活费，只用了短短的三天时间，基本解决了快速高效与依法行政的矛盾。我们认为这种做法适合欠薪逃逸但有部分财产的企业。今年，区劳动保障局已采用此法处理群体性欠薪案件3起，涉及83人。
五、建议
（一）在应急保障上，应加快特殊行业欠薪制度的建立。建立特殊行业的欠薪保证金制度，能从源头上减少我区群体性欠薪案件的发生率。目前，在我区的租赁、交通、市政、装潢、造船等企业中近年来发生群体性欠薪案件增长迅速。又因该类企业多为外地企业，存在非法承包现象，且大都无可执行财产，建议通过先明确责任主体，再如建筑企业一样建立欠薪保证金制度。
（二）在组织机构上，应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基层的力量。当前我区各街道（镇、乡）均已建立劳动监察中队，辖区企业实行网格化管理，劳动监察网格化框架基本建立，但人员配备与上级要求及实际
工作还有一定距离。基层机构具有企业情况清、信息灵、反映快等特点，是切割萌芽状态群体性突发案件的快刀手。建议加强街道（镇、乡）的劳动监察力量，使群体性突发案件发现在基层，消灭在萌牙状态。
（三）在法制建设上，应加大群体欠薪企业追究的力度。群体欠薪企业追究力度的加大，能从法制上完善我国群体性欠薪案件的法律责任，使投资人三思而行。建议采取综合治理办法，对群体欠薪企业加大追究力度，直至吊销营业执照清理本地市场。甚至有专家提出增加“欠薪逃逸罪”来加大对这种缺乏社会责任感的投资人的违法成本，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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