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州三农问题的特征
所谓三农问题，一般来讲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个问题现在可以讲是引起国内的从上到下、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就全国水平而言，中国的农业在1978－2003年均增长6.3%，即使在普遍的认为三农问题严重的1998年到2003年，农业生产每年还达到4.5%的增长率。在发展经济学中，一般的看法是在一个国民经济当中，农业生产如果能够长期维持每年比人口增长高1个百分点或是说能够维持3个百分点增长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农业应该算是发展的。1998年以后，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只有0.8%，也就是说我们农业的生产每年高出人口增长达到3.7%。从这样一个增长速度来讲的话，我国农业生产本身还是可靠的。因此，就我国的三农问题来说，应该是“农村真穷，农民真苦”，也就是农民收入低下、生活水平落后。收入问题的思考有两个角度：一是收入的增长，二是收入的分配状况或者说是收入差距。就全国而言，1985－2003年间，农民收入增长年均只有4.2%，远远低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从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测算，我国真实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到达了6:1，是世界上最高的，农民收入的增长也成为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所在。
但是就台州的三农问题来看，会发现问题和全国情况有所不同。成功的农村工业化使台州市农民收入水平连续增长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不但远远小于全国水平，而且小于全省水平。而农村工业化的同时也是农村居民相互之间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时期。因此，在这个一个背景下，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水平才是台州市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
二、台州三农问题的解释：温岭新民村案例研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收入是一经济个体的各项要素收入所得，也就是说你所拥有的各种要素禀赋在市场中的收入实现决定了你的收入水平，包括劳动、资本、土地、聪明才智、社会关系等等。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要素主要可分为劳动、企业家才能、资本、土地（基于农村土地的低流转率和低租金水平，在我们的分析中，土地要素可忽略），再加上农村内部转移性收入便组成了农民收入来源的全貌。
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温岭新民村提供了1986－2003年长达18年的连续跟踪调查数据，因此这样就能给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数据基础。新民村是个金清港口上的一个村庄，港口运输一直以煤炭运输为主。可以说整个村庄的发展围绕着煤而展开。80年代早期村里有家煤窑厂，再加上附近地区的煤炭需求，刺激了该村（煤炭）运输业发展，来自运输业的收入比重高达31.6%，再加上25%左右的农业收入、29%的工资性收入——构成了1986年该村的经济结构。经过18年的发展，农业大幅度萎缩，（煤炭）商贸收入比重大幅度提高，主要收入结构为商业经营29.3%、工资25.2%、运输19.2%。应该说新民村代表了台州市大多数成功进行了农村工业化的村庄。
根据笔者的测算，发现新民村的内部收入差距水平在1986－2003年间是持续上升的，其基尼系数从1986的0.25增长到2003年的0.41，18年间增长了64%，成为浙江10个固定观察点村庄中收入差距水平增长仅次于绍兴西蜀阜村的村庄，而且是唯一保持连续上升的村庄。因此，从这一点上来看，台州成功的农村农业化带来农民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高速的收入差距水平增长，而且新民村0.41的基尼系数水平已经达到了联合国所规定的较大收入差距的阶段。
为了寻找新民村内部收入差距水平的背后作用因素，运用收入差距测算和分解模型，尝试将劳动要素、企业家才能要素、资本要素和农村内部转移性收入对新民村收入差距水平（基尼系数）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测算。所有因素对收入差距总的影响程度是100％。
其中，对收入差距水平影响最大的是企业家才能要素，该要素的收入对基尼系数18年的平均影响程度达到52%；其次是劳动收入，高达36％——是浙江省10个固定观察点中企业家才能要素的影响程度超过劳动要素的仅有的两个村之一（另一个是绍兴西蜀阜村）。可以说劳动、企业家才能主要解释了新民村的收入差距水平。而劳动、企业家才能两个要素事实上都是来自同一个主体——人力资本。只不过是由于不同经济个体风险偏好的差异，在市场上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型，从而决定了最终要素收入表现形式的差异：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个体选择了基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人力资本“剩余定价”方式，从而表现为企业家才能的收入；风险偏好程度较低的行为主体则选择确定性的人力资本报酬作为自身的收入，从而表现为劳动收入。
另外，新民村资本要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在过去18年中虽然平均只有3.6%，但是从2003年的情况来看，资本要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却高达11.2%，是浙江省10个固定观察点中最高的一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农村居民都是从人民公社脱离出来并从零资本的起点出发，然后不断在市场活动中获得收入从而积累资本。而资本是有累积效应的，也就是说资本通过各种投资渠道进行的自身增殖使高收入人群的资本收入越来越高。新民村农民收入便明显的表现出了这样一个特征，资本要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不断上升。
最后，农村内部转移性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也高达7%。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主要来自村民之间的人情往来以及家庭内部的赡养费、赠与收入等等。在农村，村民所赠送的人情往来费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的收入水平，对方收入水平越高，送的也越高——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民村的高收入人群获得较高的转移性收入。但是，赡养，赠与收入在农村的习惯则与人情收入相反，是向低收入人群转移的，从而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但是，从18年平均情况来看，在新民村，前者起了主导作用，同样的成为浙江省10个固定观察点中的一个特例。
三、结论和启示
从新民村的案例分析中，我们则可以看到，由于台州农村较为成功的工业化，农村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农民收入也不断的开始分化，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就目前的台州而言，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和公平还是不能得到有效兼顾的。农村居民人力资本要素对收入差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农村收入主要集中在那些具有企业家才能从事不确定风险的经营活动的经济个体和具有专门技能的劳动者。同时，资本、转移性收入也随之而表现为向高收入人群集中的趋势。这些特征，不但跟全国的背景完全相反，而且跟浙江省大部分地区的发展特征也不尽相同——可以说是显著的“台州农村收入现象”。
如果要缩小台州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趋势问题，关键的还是在于改善对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投资。在笔者对新民村的调查中发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村居民中有足够的人力资本能从低效农业生产转移到高效农业生产、从农业生产转移到非农生产的经济个体已经完成转移。目前农村中的低收入人群在过去20年中的生产、生活都没有得到显著的改观，那么在今后也不会有得到有效改观的可能，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大，大多数的农村低收入人群习惯了多年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越发呈现出风险厌恶的倾向，缺乏流动的动力。
对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投资应该着眼于农村下一代人群，尤其是加大对农村下一代居民的基础
教育的投资，改变当前重城镇、轻农村、重高等
教育、轻初等教育的教育投资格局，改变农村居民集资办教育的格局，使下一代农村子女身上普遍的获得基础的人力资本，最好是打破城乡壁垒，让农村孩子到城镇接受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另外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农业劳动力转移、加强转移性收入职能等等方面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收入差距的缩小往往是一代或几代人的努力，不是短期便能一蹴而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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