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音乐教育史是音乐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是教育史与音乐史相互交叉、融合的一门新兴学科。研究中国音乐教育史,不可回避的首要课题之一是:原始音乐教育意识是如何形成与发展的。无论后世怎样,它总是中国音乐教育思想发展的源头。
[关键词]原始社会教育;中国音乐教育思想;中国音乐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2233(2016)09-0001-05
[作者简介]马东风(1958- ),男,山东微山人,江苏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州市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教育学会副会长。(徐州 221116)
一、原始自然形态的音乐教育
远古时期的教育,无疑是一种经验的传递。广义的音乐及其教育伴随人类产生而产生,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演进,成为原始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必然需求。
远古时代,人与一般动物没有区别。劳动使人最终与一般动物区别开来。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类本身。随着人的肢体、语言、大脑、思维及审美意识的萌发与发展,尤其是对美的追求使人具有了与一般动物所不同的“高级活动”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类意识形态中的初步反映。
谈论音乐教育意识的发生与发展,首先要从音乐的起源谈起。
音乐起源是一个复杂而令人困惑的问题。以笔者之见,对音乐起源的问题,最妥当的办法是采取多元论的态度。音乐是如何起源的?最原始的音乐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这恐怕是任何人都难以解答的问题。因为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是随着时间的消失而消失。难怪美学家说,音乐的起源问题甚至比诗的起源还更加难以说明。因为许多民族都拥有古老的诗,却很难有古代的音乐作品被保存下来(注:朱狄《艺术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首先,人类音乐的起源离不开劳动,但也离不开人的审美、生理、生存及宗教的发展与需求,在当时,人的呼叫、呐喊,很难断定是语言还是音乐的最初形态。闻一多先生说:“想象原始人最初因情感的激荡而发出有‘啊’‘哦’‘唉’或‘呜呼’‘噫嘻’一类的声音,那便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声音可以拉得很长,在声调上也有相当的变化,所以是音乐的萌芽。那不是一个词句,甚至不是一个字,然而它代表一种颇复杂的涵义,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语言。这样界于音乐与语言之间的一声‘啊……’便是歌的起源。”(闻一多《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第181页)郭沫若先生指出:“‘和’与‘言’二字,在古代都是指乐器。和是小笙,言是大箫,言与音二字在古代是同类字。原始人之音乐即原始人之言语,于远方传令每藉乐器之音以蒇事,故大箫之言亦可转为言语之言”。(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科学出版社,第96页)
依上述观点讲,音乐可能比语言更早,或至少和语言一道产生。
音乐产生了,语言也产生了,这是人类长期实践、积累、总结和文化传承的结果。我们虽不能勾画出一幅形象的“说教图”,或把当时传承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但从现存文字资料所记述的音乐现象可见一斑。《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着音乐起源于模仿的传说:“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次制十二筒,以之昆令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乐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革各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与语言一样,音乐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模仿,模仿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教育。人类诞生之初“自然之物”是人类的第一任教师,其后,人才成为“人”的教师,但始终没有与前者划清界限,人类在不断地向自然学习的同时又不断地去改造自然,正像人不断地向人学习,而又不断地去改造人类一样。
《吕氏春秋·淫辞篇》与《淮南子·道术训》都记有“劝力”之歌:“今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淮南子·道术训》)《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辩乐论》还记有:“昔伏羲氏因时兴利,教民佃渔,天下归之,时则有网罟之歌。”“神农……教民食谷,时则有丰收之咏。”鲁迅先生在1934年写的《门外文谈》中,用最通俗的语言描述了这一现象:“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很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讲,第一个创作“杭育杭育”的是教育者,逐后应之的即是受教育者,这个过程就是教育过程。它反映出原始音乐教育的一些基本现象:个与群,师与生,教与学,教学形式与教学内容等方面的初步教育关系。当然,人的第一需求不是音乐和语言,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材料,正是为了这种需要人类才创造了语言和音乐以及一切有利于生存的其它非物质的“物质”。人们抬木是为了生存,是为了创造“物质”,在创造这种“物质”的同时,也创造了非物质的“物质”。原始人在起初创造“杭育”之声时,并不是从美感角度而发的。但在多次的劳动实践中,使人们体验到了一种美的力量的内涵,体现出一种团结、合作的精神所在。这就不能单纯地从纯“物质”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现象的存在。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对这一现象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音调。”也就是说,当人类通过长期的生活实践之后,把自己从自然存在物转变为社会存在物,从原始存在物转变为文明存在物,从物质生产物转变为精神生活物的时候,教育无形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原始人有没有明确的教育意识和观念,但教育行为确已付诸实施并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益,有力地推进了人类文明历史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义的音乐教育(注:狭义的音乐教育是指学校音乐教育,关于学校音乐教育起源问题,参见马东风《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起源》,载《音乐研究》1990年第3期)与人类文明的诞生与发展是同步而行的。同时证明,音乐及其教育现象的发生,也是人类进步的标志和必然。音乐教育的实践,是音乐教育现象发生的“物质”基础,然后才是具有“精神”意义的审美的音乐教育。
在原始社会中,音乐教育包括其他教育没有从原始教育的“母体”中分化出来只是原始教育内容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原始的教育实际上是兼并着许多内容的综合性艺术教育。这种教育与原始社会末期所形成的诗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教育形式是不同的。它包括:语言、呼喊(音调)、敲打(节奏)及早期的原始舞蹈(人体)等。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客体关系上看,这种教育体现了一种自然、无序、无目的、无意识的原始音乐教育的基本特点。
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老的形式之一,音乐教育也是诸多教育起源中最早的教育形式。最早的音乐教育形式,仅仅是一种对人声、动物或自然之声的一种下意识的模仿。在动物群体中,我们确已发现这种“无意识”的仿效现象,人类也是如此。这一点正是人类音乐教育起源的生物学基础。原始人没有音阶观念,没有节奏意识,仅有的是对高低音的大体分辨,这种分辨能力仅是人体本能的,生理条件(听觉神经系统)的自然反应。人类为存活下来,不得不为自己的衣食住行奔走和斗争,从而获取生命所必须的物质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要获取猎物,战胜毒蛇猛兽就必须聚集起来,用集体的力量来对付自然界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各种险恶,这样就形成了最初的社会形态──原始人群。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是人与人的关系,原始人群成为教育产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原始音乐教育也是在这种条件下才得以滋生的。
原始先民过着“不耕不稼”、“不织不衣”,(注:《列子·汤问》)“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蠬之肉”(注:《淮南子·脩务训》)的生活,以采集食物为主要生活来源。后来狩猎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补充方式,主要由男子承担。在多数情况下,狩猎活动是集体进行的,为了协同作战,就必须学会怎样制造工具,怎样辨认各种食物和动物,怎样将武器准确地投向猎物,怎样用棍棒敲打节奏驱赶猎物,怎样用声音转达信息或威吓猎物,特别是在获取猎物之后,用什么样的形式来祝贺胜利表达喜悦之情等方面,都需要年青人向长者学习。《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大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类似的记述在古书典籍中屡见不鲜。仅从上述两则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音乐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活、生产教育;二是宗教教育。“昔葛天氏之乐”的历史传说使我们想象到:远古的葛天氏之民手操牛尾,踏着脚步,身着树衣,合着节拍,载歌载舞的情景。儿童或成人在观看或参加这类歌舞表演时,自然地接受了音乐教育及文化知识教育,这就是音乐教育的起源。所以说,音乐教育的起源,首先应从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去寻求其根据,尤其是从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决定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社会生产中去探索。
我曾在《论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起源》一文中谈到: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及文化水平的十分低下,众多教育学科尚未形成,而以“耳闻口传”式的音乐教育形式却已确立。这是因为音乐的性质和特征与其它教育形式相比,更为适应原始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和审美的需求。音乐艺术构成的本质物质基础不外乎:听觉、声音(包括语言——歌词、声音材料——声带、棍棒、石头)和时间,这三者原始人类都具备。他们不必借助外来任何的高级的工具或其他事物就可以行使自己的音乐活动及教育行为。人们用耳朵去听,取自然之物为乐器,组成各种音响形式,用嗓子去唱,用身体表演,用以说明或表达情感。德国学者毕拉歇克认为:原始的野蛮民族所唱的歌调毫无意义,他们只是因为音调和谐就喜欢唱、听。在相互听唱中或者说在相互呼喊中就诞生了人类最早的音乐。H.维尔纳在《抒情诗的起源》一书中也持同一观点:“原始民族最早的抒情歌谣,总是和手势与音响分不开的。它们都是些没有意义的语言,纯粹的废话,在部落的舞会上吟唱,以便宣泄由于饱餐一顿或狩猎成功而得到的狂欢。就在抒情的叫喊中,在对饥渴的痛苦的呼唤声中,后来,在对燃烧的性欲赤裸裸地表示中,以及在对死亡无可奈何的悲叹中,我们发现了一切高级形式的抒情诗的萌芽。”这既是抒情诗的萌芽,也是音乐、歌舞的萌芽。这种萌发期的艺术,不是文明的艺术,这种在相互叫喊声中的模仿也不是真正的艺术教育,只是半人半猿动物的一种低级的情绪发泄。只有随着人类的出现,随着人类生理的进化,随着感觉力的丰富和完善,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特别是创造力的提高,这种低级的动物情绪经过升华,经过意识的作用、理性的规范和制约,才逐步获取具有自身规律的外部形式。只有从这时开始,谓之诗、歌、舞的艺术形式才得以出现;同时,使之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另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教育,也相继产生了。从此,艺术教育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文明史上才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通过以上的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始自然形态的音乐教育是在相互呼喊和模仿中产生的。它一诞生,立刻适应了人类社会生活和相互交际的需要,直接成为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所以音乐在原始社会中与其它艺术形式相比,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后来,音乐教育的内容才逐被扩大,形成了以诗、歌、舞为主体甚至包括更多内容的综合性艺术教育体系,直至周代,音乐教育的分工化发展才日趋明显。
二、原始音乐教育意识的萌发
音乐教育意识的萌发,取决于人类对生活与美的追求及情感的发泄,其中包括:生产、生活、精神、情感、宗教及异性之间的关系与需求等。而这种需求正是音乐教育赖以发生、发展的美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此外,还有与它形成的社会学、文化学和哲学基础有关。从广义上讲,音乐教育意识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首先与人的进化有着直接关系。从动物的快感到人的美感,从无意识到“自意识”(“把本身固有或内在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来制造”──马克思语),这是人类社会在漫长历史岁月中演进的结果,也是一切艺术发生的根本环节。于是,人类开始按照头脑中已有的某种观念有目的地去改变自然和进行一系列的创造性活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顺从,听天由命,而是怎样去改变自然,适合人的需要。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从此,人类开始有意识地从事各种精神活动,开始了意识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新的历史时期。
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讲,“自意识”包含着原始的审美意识,它在艺术发生中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艺术活动(包括艺术教育活动)发生的主要动力。人们起初把“艺术”当艺术看待的观点进而纳入社会生活、伦理、宗教教育内容范畴,都是“自意识”作用的结果。只有在这种意识支配下,人类文明的艺术及其艺术教育行为才能发生。但这并不等于说,艺术(音乐)教育意识起源的全部心理条件都归功于“自意识”,“自意识”是生物神经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形态和标志,属于精神的范畴,因而它只是艺术发生的心理条件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心环节,还不是艺术教育意识发生的渊源。艺术教育意识发生的其它因素诸如:情感、想象、创造、在艺术教育意识的发生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还与人类、社会与艺术(音乐)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与相互需求有着直接联系。所以,人类早期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交织在一起的,是一种不可分割的“意识雏形”的混合体。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不是人们的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而“自意识”的出现,却把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从原始的“意识混合体”中逐步分化出来,使艺术及艺术教育意识从无到有。人类对自然有了新的认识与了解,并通过客体反映主体,通过主体改变客体,达到进一步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和实现自我的目的。这是人类意识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
通过以上我们对“艺术”及艺术教育意识形成的论述可见,原始自然形态的音乐教育与原始音乐教育意识的形成所不同的是:
前者可视为一种自然现象,一种低级的社会音乐教育雏型,而后者已经形成某种意识趋向和某种心理或审美的需求,它已脱胎于原始音乐教育形态──不仅仅是为生存,而是为了某种非物质的精神需要行使教育行为,从原始无序、无目的、无意识的教育状态逐步走向有规律、有目的的教育状态的转变过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前者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而后者是因存在物在审美教育过程所产生的审美体验,是以客观存在为前提。没有具体的音乐教育实践,就不可能产生音乐教育意识。需要说明的是,音乐教育意识的产生与音乐审美意识的萌发都是伴随人类社会、文化及生理的发展而自然形成的,是人类进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但音乐教育意识并非是人人皆有的,首先是一个富有音乐教育实践的人,一个作为“人”的音乐之人才会产生的。所以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只有在相互发生作用时,特别是主体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候,音乐教育意识才会发生。马克思论述人类意识起源时说:“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的历史产物。”(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9页)他又说:“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页)马克思的科学论断,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意识起源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音乐教育意识一旦发生,它就直接对音乐现象发生相应的作用,意识支配着行为,使具体化的、自然化的原始音乐教育赋予了人为的,非自然化的特征,改变了原始自然形态的音乐教育方式。这就要求音乐教育必须要有教师、学生和场所,必须明确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并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形成一套较完善的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因此,音乐教育意识的形成对促进音乐教育事业的进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发展的音乐教育事业又以同样的反作用力对音乐教育意识的再发展发生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音乐教育的进步,就是在这种“往来”中得以体现的。音乐教育意识的萌发,也是在这种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
音乐教育意识的形成表明:音乐教育较前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它已从原始自然教育的“母体”中分化出来,从以物质生活为根本演变为精神生活为其主要内容的社会活动;音乐教育有了较为明确的任务、内容和社会含义。这种进步,对学校音乐教育的起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学校音乐教育的萌芽
原始社会时期,部落之间、地区之间的争战频繁发生,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现象。为了生存和统治的需要,部落首领或氏族长者必须对青年一代进行军体、生活、宗教等方面的教育。这样,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就得以确立。这种现象表明,原始音乐教育将从物质的需要转变为精神的需求,从被动教育态势转变为主动教育态势,从无目的自然模仿学习转变为有目的,人与人,师与生的正常教育关系上来,这是古代音乐教育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与进步,是音乐教育意识的具体反映与体现。它为新石器时期后期学校音乐教育的起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这一点上来看,音乐教育的起源与宗教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
音乐教育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为学校音乐教育的萌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人类思维水平的提高,文字的出现,原始歌舞的产生及各类吹、打乐器的发明,以及专门从事上层建筑的“智者”的出现,都为学校音乐教育的诞生起到了催化作用。使音乐教育脱离了原始自然形态的社会音乐教育的母体,形成了专门化的教育趋向──学校音乐教育的萌芽。
研究学校音乐教育的起源,首先要从学校的起源谈起。
学校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所致:其一,学校的产生是社会长期变革、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文化进步的标志。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文化科学的进步,文字、语言、思维、审美经验有了不同程度的丰富和提高,使人类的生存经验及文化知识得以积累和传递,这是学校产生的必然前提。其二,由于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形成,迫使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阶级必须培养出自己的接班人,这些接班人应该是有文化有修养的“知识分子”,能应付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的需要和领导众人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了达到各氏族部落的繁荣或文化心态的认同,或强化团结增进交流,或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或通过教育手段使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从精神上控制或愚弄被支配的阶级等目的,教育的作用就显得愈加重要。因此,教育──人类一种特有的文化形态已从社会活动中分化出来,并需要有专门的教育场所来实施教育行为。于是,学校就应运而生了。虽然它不具备今之学校的完整概念,但确已构成了学校的雏形。其三,新石器时代后期,已具备产生学校的社会条件。“教师”的出现,为学校的产生提供了必备的人才基础。剩余价值的出现与社会地位的分化,使一些享有剩余价值的人成为氏族显贵,他们可能完全脱离了直接物质生产劳动,专门从事文化知识学习或专门研究如何为维护其领导地位(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方法,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先行者。这样必然促使人与人在智力发展方面的不同趋向和不平衡,加速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扩展。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专事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成为教师,如“巫”的出现。据《殷虚文学》和《燕京学报》(注:《燕京学报》第20期)所载的《商代神话与巫术》一文指出:“舞”与“巫”本源一字。这一说法也得到了音乐史界的普遍认可,如杨荫浏先生认为:“管理占卜为专业的人──‘巫’,同时就是舞蹈的专家。在汉文中间,用来称呼那种管理占卜的人的‘巫’字,和用来称呼舞蹈艺术的‘舞’字,都读作WU,除了四声不同外,读音是一样的。从字形的演变中,也可以看出‘巫’字就是由舞字产生,在较早的时候,它们原来可能是同个字。”(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年版,第19页)《说文》中解释:“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刘师培先生在其《舞法起于祭神考》(注:《刘申叔先生遗书》第53册《左庵外集》卷13)一书中说:“古代乐官,大抵以巫官兼摄。掌乐之官,即降神之官。三代以前之乐舞,无一不源于祭神。钟师、大司乐诸职,盖均出于古代之巫官。”由此可见,早期的舞蹈与巫术也是同源一体的事物,都是原始宗教意识的结果。中国文化史、中国音乐史的研究结论告诉我们:原始的舞蹈是综合性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它不但包括舞蹈本身,还包括诗歌和音乐。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到:巫可能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音乐(舞蹈)教师。
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尚书·尧典》也记载着有关音乐教师的一些情况:“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尚书·舜典》说:“舜命契作司徒,布敷五教,命夔典乐,教胄子”。所谓“典乐”即指当时主管乐舞或教授这些乐舞的乐官或师长;“胄子”意指帝王或贵族的子弟。《史记·五帝本纪》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些现象已充分说明:我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已出现了专职或半专职的音乐教师。
夔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他与巫的关系又是怎样?
史学界对夔的解释不等,史书中说法也不相同。《辞源》说:夔,人名,传说舜时的乐官。《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说:夔是古代传说中的音乐人物。先秦文献中把他看作舜时乐官,这一说法与《中国音乐辞典》对夔的解释是相同的。夔是舜时乐官这一结论,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史书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庄子·秋水》中说:“夔憐蚿,憐蚿风”;《山海经·大荒东经》曰:“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之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类似的传说还有很多,为夔的出现蒙上了不少神秘色彩。《尚书·舜典》中还有“伯拜稽首,让于夔龙”之说。《孔氏传》说:“夔龙二臣也。”关于龙的传说众所周知。夔倒底是什么?从解放后出土的古代青铜器上的夔纹夔龙图看,夔与龙是不尽相同的同族动物,是被变型、神化的异常动物,这种动物与龙的传说一样都带有神秘色彩,很可能是当时氏族部落作为图腾崇拜的标志图案,其含义或是象征氏族祖先或是被神化的人或其它东西。也许到了后来,现实中真的有了一位名为夔的“乐正”,他以音乐之神的面目,出现在原始音乐舞台上,并扮演着一位真正的乐师角色。他倡导音乐,利用雍正、平和的乐舞教育人民,使人民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美的心灵。所以,孔子为夔正名:夔能够调和音乐使天下大服,这样的人一个就足够了,并非一足也。孔子的解释是正确的,错误的是自秦以来,人们把“神夔”与“舜夔”混为一谈了。
从上述论述中,使我们进一步看到:音乐教育的起源与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夔以前是否有“音乐教师”呢?据现存文字资料看,夔以前没有像夔那样的专职或半专职的音乐(舞蹈)教师,传说黄帝时的伶伦,颛顼时的飞龙,帝喾时的咸黑,尧时的质,他们只能称其为传说时期的音乐家,因为史书中没的留下有关他们从事音乐教育活动的任何记载。综上所述,学校音乐教育的萌芽已初露端倪。教师、学生、教学形式,教学内容(流传下来的音乐、舞蹈作品等),教育目标(礼、乐、德、技)及教学物质条件(乐器、场所等)等方面都已基本形成和具备,教育关系的正常化,专门化的趋向日益明显,使处于胚胎中的学校音乐教育逐步走向明朗化,直至学校音乐教育的真正诞生。
原始社会时期,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包括音乐在内的各种艺术教育,都不是由它自身特征及发展来决定其社会地位的,而是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长期实践的需要所决定的。原始音乐教育为何如此重要并得到广泛发展,其原因在于:音乐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音乐教育吻合了原始审美、思维、语言的发展;自然形态的音乐教育符合了原始社会生产力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水平。一言以弊之,音乐教育迎合了人类生存的需要,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切条件,所以,乐教与礼教一样,在原始社会时期被视为最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到了有阶级的社会里,音乐教育又迎合了统治者阶级的需要,并与政治、伦理、审美、文化的发展紧密相联构成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发展机体,有力地配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也为音乐教育事业赖以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备的社会基础。
中国素以“礼乐之邦”著称于世,具有悠久的乐教传统,中国音乐教育史大有可书之处。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美国等在音乐教育史方面的研究工作已迈出了可喜地步伐,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成果也为中国音乐教育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方法与经验。本文作为一种尝试,大胆地对原始社会时期的音乐教育现象进行了初步探索,以期有志者把目光投向中国音乐教育史的学科研究上,从而填补我国音乐学研究领域中的空白点,为当代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有资可寻的理论依据,这将是一项十分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
(责任编辑:刘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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