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他还提到“为了中国的乡村居民，我希望中国不断发展真正的人文教育和生态教育，并使其与城市教育相适应”[3]，这样的教育体系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带领全世界进入生态文明”的机会。
我国对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为代表的“农村建设派”在四川、山东和江苏等地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丰富了我国乡村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乡村文化建设体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传播;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关于乡村文化建设以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随后，受“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乡村文化建设遭受停滞、中断和倒退;改革开放后，乡村文化建设被提到新高度，乡村文化开始向现代转型，对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逐渐增多。
当前国内对乡村文化建设的研究多聚焦在传统文化价值、乡村文化危机表现、乡村文化建设政策建议等方面。一是关于传统文化价值的研究：乡村传统文化资源衰败，生态文化价值式微[4]，特色文化资源流失[5]，应当挖掘农耕文化和村落家族文化的价值，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促进社会平稳发展。[6-7]二是关于乡村文化危机表现的研究：乡村文化在发展变迁过程中面临诸多危机和矛盾。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狭窄。农民社会流动性增强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不复存在[8]，限制了乡村文化秩序的规范和农民精神家园的打造[9]，乡村公共空间弱化还导致农民凝聚力减弱。[10]乡村文化“内卷化”。伴随着现代化，乡村进入“进化”与“内卷化”二元对立的生态文明发展阶段，乡村文化边际效益递减并且逐渐精细化[11]，乡村文化是一种内卷化文化[12]，乡村文化与现代化是异质的[13]。乡村道德建设的困境。受历史、自身和现代性的冲击，乡风文明退步凋敝[14]，价值认知失衡，其本体性价值和社会性价值认知日益脆弱和崩塌[15]，乡村社会伦理秩序出现矛盾[16]。另外，农村大量人口外流，也减弱了乡村文化发展的后劲[17]，缺乏农民参与是乡村文化建设停滞的主要因素[5]。三是关于乡村文化建设对策的研究：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学者们认为应修复乡村公共空间重塑乡村文化魅力[18]，树立进化与内卷统一的发展观[11]，培育和构建乡村文化建设专业人才队伍[19]，推动乡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20-21]，发挥乡村四大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耕文化传承体系、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现代文化治理体系）的支撑作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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