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构建史的核心话语

2022-03-20 09:47:33| 浏览次数：

□“面对这样一种广阔的研究空间和重重的矛盾与困惑,无疑应该首先对于‘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思维方式加以认真清理与厘定,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确立一个合理的根据。”

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

王德威著,三联书店,2003

虽然“现代(性)”或者“今”这一概念的内涵所指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而滑动的,比如唐代成熟和风行的格律诗,被称为“今体诗”或“近体诗”,在当时是以其现代(性)与“古体诗”相区分的,但这不妨碍五四以后的新诗把它当做“旧体诗”而推到主流文学的边缘或对立面。同时在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知识谱系中,它也失去了当初现代意义上的“今”/“近体”的意涵,而成为了一个历史(传统)的概念。所以新与旧、古与今、传统与现代这些术语,都是相对的,不断迁移与流动的。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流动的历史性,王德威认为如果到了公元2050年,我们还谈论20世纪的“现代文学”将是一种“非常自尊自大的历史观”。〔2〕但是作为20世纪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学”的确有自己特定的历史内涵。当一位西方学者在初次接触到中国五四新文学时,曾惊异于它与中国古代文学深刻的差异,“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它们产生于同一个民族”。〔3〕而这样一种深刻的差异正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实现的,它最终体现在由五四文学革命所孕育和催生的五四新文学中。它是由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的变革与转型所推动的,或者说它其实就是这一变革与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由传统的农耕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的变革与转型,是一种现代化的历史运动。因而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文学的现代化,或者说现代性的文学形态与表现。

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在20世纪60年代指出:在人类历史上,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约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4〕1—4这第三次革命性转变便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现代化。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过程,是由以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为标志的传统社会向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演变。虽然由于不同的地域与在“世界历史”中的不同位置,不同的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与历史传统,各民族与国家开始现代化的历程与方式又是各不相同的,其现代化的进程与社会也带有各民族的特征,但是由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更替所决定的社会形态的更替的总体趋势却是不可改变的,即现代化运动是人类社会必然经历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因而虽然这一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成为历史,但是现代性也会作为一种历史概念而得到确认。也就是说,虽然“现代(性)”中的当今的意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迁移,但是作为一种历史变迁的意涵——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却会凝定下来,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当然这样一种迁移也会不断地回溯到这一概念的原生性意涵,只有当社会发展超越了人类历史上的这第三次大变革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后,这一现代的意涵才会完全失去“当今”的意义向度,而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而作为一种历史概念已经谈不上什么“自尊自大”的问题了。另外,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现代(性)”也并不必然具有当今的意涵,比如在传统的中国文学谱系中,“当代文学”的出现正在于取代现代文学当今的意涵,而“现代文学”也就因此而成为一个历史性概念。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现代(性)”的历史化而惊异或烦恼,因为在现代(性)的概念中本身就包含了历史的内涵。不过对于如何理解与解说中国现代(性)文学却存在着众多的分歧与异见。由于五四文学革命开创了中国文学一个新局面——五四新文学,而且后继者也大多以五四新文学的传人自居。因而中国新文学曾一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代名词。但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这样一种“文学”也不断地受到质疑与颠覆。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革命文学”倡导与论争中,革命派便认为五四是资产阶级的五四,五四新文学是一种“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5〕177,因而他们要重造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五四新文学的作家及其文学受到猛烈的攻击,乃至他们要“用十万辆无烟火药炸开”它的“乌烟瘴气”〔6〕20。鲁迅被加以“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7〕126的罪名而被打倒。20世纪40年代在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中,五四新文学再次被宣判为“缺乏口头告白性质的‘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适切的形式,是‘欧化东洋化’的移植形式”〔8〕427—428。虽然经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整合,五四新文学被归结为新民主主义性质而成为了“现代文学”,但是同时也生成了超越它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当代文学”。随着不断革命的深化,这样一种文学最终被剥离为“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虽然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运动中,“现代文学”重新恢复了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但是仅仅从政治革命的角度来界定文学,而忽视文学自身规定性的局限也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与反思。一方面原来被压抑在文学史边缘或逐出文学史视野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封建旧文学、乃至法西斯文学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进入了现代文学的空间,从而凸显出现代文学的复杂多样性。另一方面伴随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时代主旋律,从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现代化的角度来审视与反思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开始涌现。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名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打破按照政治角度界定的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现代(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当代(社会主义革命)文学的藩篱与分界,将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的中国文学看做一个整体,认为这是“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9〕虽然在具体的论述中他们主要谈了“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等几个问题,但其核心与实质其实就是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10〕。当然这一现代化的内涵还只是局限在启蒙现代性与艺术形式的现代性方面,但是在当时它还是起到了开启一个新范式的历史作用。这从随后风起云涌般出现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与“重写文学史”浪潮中“百年文学情结”和推出了多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便可见一斑。

不过这一概念很快就遭到了学界的质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以五四新文学作为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的。而这样一种现代性必然要压抑或是遮蔽对于五四新文学构成了某种否定与扬弃的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学和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钱理群回顾说:在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后,他的导师王瑶便质询过他们:“你们讲20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从而促进了他们的反思。〔11〕李杨更尖锐地指出:“将五四文学仅仅理解为‘个人性’的‘启蒙’文学,将其与同时兴起的‘民族国家文学’以及随后产生的‘左翼文学’乃至‘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对立起来,将‘启蒙’与‘救亡’对立起来,实际上过于狭隘地理解了‘五四文学’乃至‘启蒙’的真正意义。事实上,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启蒙’并不仅仅是指‘个人’的觉醒,它同时还是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觉醒,‘救亡’不但不是‘启蒙’的对立面,而且是‘启蒙’的一个基本环节。正因为这一原因,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个人’就始终是民族国家中的‘个人’,或者是作为民族国家变体的另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阶级’中的‘个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左翼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乃至‘文革文学’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现代性范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2〕虽然李杨忽略了“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延安文学” 、“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之间的差异、冲突与对立(实际上这些“文学”在历史上的不断更替正表明了它们之间不断否定与更新的过程),并且对于启蒙作了广义的理解,只强调了民族国家(救亡)与个人(狭义启蒙)相统一的一面,而忽略了它们相互矛盾冲突的另一面,但是对于厘清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还是具有警醒作用的。的确,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个人性”的“启蒙”文学。在中国特殊的现代化历史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还有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钱理群反思到:当初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为了打破极左思潮把文学史简单等同于政治史的困境,但是“就理论来讲,它遮蔽了实际存在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13〕而这一政治性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或许正是这样一种争论导致了后来许志英与李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争鸣。

同时这种单一的“个人性”的“启蒙”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的关系也受到人们的质疑。在谭桂林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论者“对百年文学发展的各种力量的横向关联却注意得很不够,或者说被论者概括进来的文学现象显得单一与狭窄”。实际上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格局贡献最大的是那些自由主义作家,同时对于左翼文学与民主派文学偏执与缺陷加以匡正与补充的也是这些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而且他们的文学经过时间的考验而更具有经典性。因而这些文学现象没有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视野,便“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理论体系的可信性不免令人生疑”。〔14〕虽然,随着从“20世纪中国文学”向“重写文学史”的深入,沿着文学自身独立性的审美维度的延伸而必然发掘出大量的具有较高审美含量的自由主义作家,如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被发现并占据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比较显赫的位置,从而重新整合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框架,这种质疑也就被实质性地消解,但是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强调还是令人警醒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且不说通俗文学、市民文学在广大读者群中颇有势力,仅从精英文化的角度来看,左翼、民主派、第三种人、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各擅胜场,各具风骚,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与方向共同地推进与发展了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的现代转型。无论忽略了哪一方面,或者轻视了哪一方面,对于百年文学史的描述就只能是一种虚假叙事,或者说是一种省略了事实的人造神话,这种文学史叙事的内部就会潜藏着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14〕进一步延伸,被新文学长期排斥与压抑的通俗文学也开始诉求自己的“现代性”。旷新年认为:“俗文学其实和纯文学是共生的,‘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本身就是一对互相敌对又互相激励的现代性概念。”它们与都市消费文化、读者大众和现代传媒具有一种“有机联系”。“文学革命的发生就是蕴含于晚清以来包括‘礼拜六’派在内的各种现代性拓展中。”〔15〕王德威更是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轰动一时的口号来张扬被五四抑压的晚清文学的现代性。〔16〕范伯群论述了晚清文学革新与《海上花列传》等现代通俗小说的启动之后,提出“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17〕沿着这一思路,栾梅健在重新解读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之后,更明确地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定位于《海上花列传》出版的“1892年”〔18〕。

然而同样面对这一概念,一些坚持五四启蒙思想立场与原则的学者则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把新文化和新文学起点前移就大大降低了‘五四’文化革命和‘五四’文学革命的独立意义和独立价值,因而也模糊了新文化和旧文化、新文学与旧文学的本质差别。”〔19〕在他们看来,“迄今为止,无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还是近代文学的范围应该是由鸦片战争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观点,抑或是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定于1894年、1897年或1902年、1905年等等的主张,都看轻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本质特征应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学’,无形中也忽略或者说抹杀了‘五四’文学革命之于文学现代化的意义。”〔20〕这样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学”正是以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诞生的“活的文学”(白话/国语的文学)和“人的文学”(胡适语)作为标志的。相应的,在通俗文学问题上,在他们看来,虽然中国现代文学“有向通俗化发展的一种倾向,但它是雅文学而不是俗文学”〔21〕,因而鸳鸯蝴蝶派文学还不能归入中国现代(新)文学。

这样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不同意见。而这种对立正根源于对于对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不同理解。而“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既是这一学科应该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赖以成立的基础。”〔22〕因而这个“现代”的幽灵是中国现代文学必须首先直面的问题。“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所以引发了诸多的争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它是一个未被认真反思而自明的概念。20世纪末钱理群反省到:“我几乎不加怀疑地认定,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理想模式;西方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本身必然产生的负面,则基本上没有进入我的观察与思考视野”。“与此相联系的,就是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撞击与回应’的模式的印记是十分明显的”。第三,“就是历史进化论与历史决定论的文学史观的影响。新比旧好,新的总是胜过旧的;历史是沿着某种既定的观念、目标(我们称之为‘本质’、‘必然规律’)一路凯歌行进,即使有一时之曲折,也是阻挡不住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等等。”〔11〕吴晓东认为:作为这样“一个价值自足体,一个没有分裂性和异质性的合理同时又合目的性的范畴”的“现代性”所建构起来的文学史观必然“表现出一种致命的本质主义倾向,即把同质性、整一性看做文学史的内在景观”,而当它直面文学史的原初景观时,“复杂化甚至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文学史的原初景观就轻而易举地被抽象掉,整合掉了”。而“总有一些难以整合的经验碎片,一些彼此冲突矛盾的现象存在于文学史中,而这些碎片化的,冲突的,悖论式的图景恰恰是文学史的原初景观”。〔23〕

这样一种反思,无疑打开了现代文学的研究空间与思路。钱理群在世纪末反思说:“该如何看待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斗争,由此开始的‘新文化(新文学)叙事’,这种叙事肯定、突现了什么,又否定、淹没了什么? 以及在这种叙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与文学史观?” 还有“诸如如何从中国文学、学术自身的发展,特别是晚清、民国(还有的朋友上溯到明代)以来文学、学术的发展,来揭示五四文学变革、现代文学的诞生的内在理路与线索;如何将现代文学置于与现代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出版(现代文学市场)、现代教育、现代学术……的广泛联系中,来理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不仅是英美文学的影响,同时要关注英美之外的西方国家,俄国与东方国家文学的影响,在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如何认识与处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实现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过程,同时又是反抗殖民主义的侵略与控制,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的过程’这二者的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本世纪文学发展的总格局中,新、旧文学,雅、俗文学及其关系,新文学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由主义文学、革命文学及其关系;如何认识与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由此形成的海派文学与京派文学的对峙与互渗,如何评价反思现代化后果的文学作品及作家,等等”。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惑:“人们似乎十分容易地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例如反思五四,就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断裂传统’的罪恶的渊薮,并连及对五四启蒙主义,激进主义,以及以后的革命文学的全盘否定,对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作家及其文学的理想化;强调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内在联系,就不敢肯定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巨大影响,在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时候,连是否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似乎都成了问题;在重新评价旧体文学与通俗文学时,出现了对新文学(例如新诗)的全盘否定,在一些朋友看来,新文学不过是外来文学的移植,惟有通俗文学才是真正的‘本土文学’。在注重于对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教育、学术……等外部关系的研究时,却又忽略了对文学形式、文学语言的变革,现代审美观念、趣味的建立……这样一些更加关乎文学现代性的内部关系的研究,等等”。〔11〕

面对这样一种广阔的研究空间和重重的矛盾与困惑,无疑应该首先对于“现代性”这一概念本身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思维方式加以认真清理与厘定,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确立一个合理的根据。稍后,随着20世纪90年代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涌入中国,在他们宣布“现代性”已经终结的口号中,也推动了关于“现代性”的研究,而且涉及了几乎所有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最近10年,‘现代性’既是中国文学批评界所有译文的中心语汇,也几乎就是所有研究的话语支撑点”〔24〕。然而在这样一种繁荣的背景中,“现代性”却在汗牛充栋的著述中呈现出一种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的状况。“‘现代’的文学史叙述不免成了一个筐,什么都放了进去,什么都可称为‘现代性’。革命文学也是‘现代性’;鸳鸯蝴蝶派确实已经长期积累着‘现代性’;文化保守主义还和世界主义连着呢,‘现代性’比谁也不少;还有的学者旧事重提,说近代以来的‘旧体诗’早经现代化,于今为烈,为何不应成为现代文学史大家庭的一员?”〔25〕这种矛盾与混乱不仅仅在于从西方输入的“现代性”概念本身便是歧义纷呈、相互冲突的,而且在于“在所谓的‘现代性’进入中国以后,来自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们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而导致了对‘现代性’意义的复杂赋予”。

例如 “不少文章都将20世纪中国文学中对于乡村生活与自然人性的讴歌称为‘审美现代性’的典型体现,但我们同样也发现另外的学者将之概括为‘反现代性’;鲁迅可以被视作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正脉’,也可以被描述为‘反现代性’的典型,并与尼采的‘反现代性’追求形成深刻的契合。在论述这些不同的倾向之时,我们甚至可以引用同样的例证,而差别仅仅在于术语的不同!”而且“尽管现代性的理念自身可能涵容着矛盾、悖论、差异等复杂的因素,但借助现代性理念建立起来的文学史观念,却表现出一种本质主义倾向,即把同质性、整一性看做文学史的内在景观,文学史家也总想为文学历史寻找一种一元化的解释框架,每一种研究都想把握到某种本质,概括出某种规律,每一种研究视野都太有整合能力。”〔26〕因而这样的“现代性”本身就是可疑的。同时“对现代性的不断扩容,是否也意味着研究的价值前提的缺失?由此而来的问题是,学科自身的合法性与边界,是否随之被动摇?在消费社会全面降临之际,对精英现代性之外的通俗文化、市民情调,日常生活的重视,其内在的意识形态性质,有否应该得到必要的反省?再有,现代性反思中引申出的一系列命题,如民族国家、两种现代性、‘被压抑的现代性’等,在不断的重述中是否会变成新一轮的知识规划?或者说,多元的现代性论述是否也会成为模式化的一元,同样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和特殊性?”〔27〕133这样就不仅导致了我们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无法在一个公共的平台有效展开,而且导致了文学阐释的简单化与理念化,牺牲了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不过,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是随着现代性的确立才得以成立的,因而“现代性”既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问题,也成为这一学科之所以成立的合法性基础,无论是淡化或回避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都是不明智的。我们更不应因为其内涵的歧义与阐释的艰难而因噎废食地放弃这一概念。理智的做法是直面这一概念的困境,理清与厘定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的内涵与外延及其种种可能的边界,从而为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建立一个坚实的学科(学理)基础。因而清理与厘定造成现代性这一概念内涵混乱与歧义丛生的逻辑前提及其思维方式的学术梳理已成为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界与学术理论界的一个迫切任务。评注释

〔1〕本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研究”(06CGWX03Z)阶段成果之一。

〔2〕王德威等:《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小说史研究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3期。

〔3〕J•普实克:《从中国文学革命看传统的东方文学与欧洲现代文学的冲突》,《中外文学研究参考》1985年9期。

〔4〕参见:《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张静翻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5〕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的序中也说,“觉得‘五四’时期的事情,好像已经是三代以前的事了,感觉很遥远似的,我们也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

〔6〕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7〕杜荃:《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10月。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8〕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1940年3月24日重庆《大公报》。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9〕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5期。

〔10〕旷新年说:这一命题的提出“并不是一个历史分期的问题,而是一种现代性的思想表述。也就是说,它是将现代性的追求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的,并且现代主义又被视为现代性的最高表现形式”。(《现代文学发生中的现代性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1期)。

〔11〕钱理群:《现代文学的观念与叙述•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1期。

〔12〕李杨:《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笔谈•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