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平

忆记童年韶光

我是1922年在安徽合肥出生的，头六年生活在合肥。我有一张我一生最早的照片，我坐在我母亲的膝盖上，站在旁边的是我父亲，那时候他是安徽省安庆一个中学的数学教员，后来考取了安徽省留美公费，到美国去念书。这是1923年秋天，在他出国前夕，我们一家三个人在我家的小院子里照的一张照片。那时我父亲穿的是长袍马褂。1928年，我六岁的时候，我父亲得了美国的博士学位回国，我母亲跟我到上海去接他。然后我们一家三口就去了厦门，因为我父亲就任厦门大学数学系的教授，我们在厦门住了一年。

我们在厦门大学的住宅，就在海边，那个时候厦门大学教授的房子是一座一座小洋房，离海只有50米的样子，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大海。沈从文曾经讲“是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和希望”，我觉得这个话完全符合于我当时的经验。

我们在厦门呆了一年，1929年我父亲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所以我们一家三口又从厦门经过上海到了北平。我在北平前后住了8年，一直到1937年。

对于清华园8年的生活，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讲清华园里头“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我们”是指我当时在清华的小学同学。清华那个时候学生只有几百人，所以教师也很少，教师的子弟也很少，加起来不过50个人。所以学校里头的一座小房子，成了清华子弟的小学，我就在那个小学念了三年级到六年级。

我在小学念完四年以后进了北平城里的一个中学，叫崇德中学，现在改了名字叫做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那时在北平、在上海都有很多的外国教会设立中学，当时的北平，我没有看到过统计，不过我想有一半的中学是外国教会设立的。崇德中学就是几个外国教会设立的中学之一。

今天回想起崇德中学的4年，最深的印象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中学生中的巨大影响。那个时候，内忧外患，是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国民党因为组织能力不够强，又非常腐败，所以他们没有很大的宣传的本事，可是地下共产党非常厉害，在每一个中学里面都有少年民族解放先锋队。我记得我在中学念初一到高一，这4年之间，就接触过很多地下党所给年轻的同学看的小册子。

志存高远，学在西南联大

1937年抗战开始了，1937年到1938年是我们一家逃难的一年。1937年的夏天，回到了合肥，在合肥住了几个月以后，南京失守。合肥离南京的距离很近，所以当时的合肥人心惶惶。我们后来经过了很艰难的道路，经过了前山、太湖，最后到了汉口，从汉口坐了火车到了九龙，从九龙坐船到了海防，然后坐火车到了昆明。因为清华大学那时搬到了昆明，跟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我父亲要到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做数学系教授。

到了昆明以后，我又在昆明读了一学期的高二。那时流离失所的中学生非常多，所以重庆的教育部颁发了一个命令，说是不需要有中学文凭，就可以报考大学，叫做同等学力。所以我就以同等学力的资格报考大学，考入了西南联大。

当时的西南联大非常简陋，1938年到昆明的时候还没有校舍，就借了叫做昆华农校的一些房子。可是这些房子远远不够，所以就把理学院、工学院留在昆明，把文学院放到了蒙自，蒙自是在昆明南边的一个小城市。

当时西南联大有一位大学者陈寅恪，他在那儿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南湖即景》：“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这最后四句，我想今天的年轻人不一定能够完全地体会，“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陈先生很显然是有点怕，这一次南渡有点像北宋南渡到了南宋，就再也回不去了。这种心情我想是今天的年轻人不容易了解到的，可是每一个年轻人我认为都必须要知道，当时中华民族怎样的困难。

西南联大后来在一年之间赶盖了一些房子。当时的学生宿舍都是茅草房子，地面是土。一个房子是从一面进去，有一条路一直通到对面，路的两面，每一面各有10张双层床，加起来有20个床位，住40个同学。每一个同学面前有一个小书桌，我们的一切家当就在床底下跟书桌上。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在西南联大前后生活了7年。头4年是本科生，得了学士学位，以后又念了两年研究院，得了硕士学位。后来因为当时家里经济情况非常困难，我父亲的薪水因为通货膨胀不能应付家用，所以我就做了一个中学的数学教员。在那一年里，虽然我一方面做中学教员，但另外还有很多的时间，所以我跟西南联大的物理系有密切的关系。这7年对于我一生的研究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

1938年秋天，日本人对昆明进行大轰炸，西南联大的很多教授都纷纷搬到乡下去。1940年秋天，有一次空袭，我们租的房子院子里中了一弹，幸亏我们全家都在防空洞里，所以没有人死伤，可惜东西都丢掉了。后来我们就搬到乡下去了。西南联大的教授搬到两个村子，一个在西北郊，叫做龙元村，一个在东北郊，叫做钢布村。那时龙元村有一个小地主，他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打谷场，环着这打谷场有一些很简陋的房子，在这些简陋的房子里就搬去了差不多十家清华的教授。我们一家就住在这样一个简陋的房子里，窗户上的纸都破了，但还算是当时环绕着打谷场最好的几间房子。另几间房子是梅贻琦校长的房子。

师从吴大猷，人生第一大幸运

在这样艰苦的情形之下，我在西南联大的7年所学到的是对我一生的工作有决定性影响的物理学。当时西南联大有很多有名的教授，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中有一位是吴大猷教授。吴先生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因为我在四年级的时候根据当时的规定，需要写一篇学士论文，学士论文不一定是新的研究工作，可是必须要写出来至少对于某一个领域当时的前沿工作有一些了解，或者是一个报告。我去找吴先生请他指导我写学士论文。他给了我一篇文章，题目是《分子物理学与群论》。分子物理学跟群论当时是非常热门的题目，20世纪的物理学有决定性的、革命性的发展，其中最有名的三项发展是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跟量子力学。这三个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大贡献。尤其是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影响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比如说你手里的手机，里面有半导体元件，半导体元件就是因为有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发展的时候并不知道将来有半导体元件，可是通过量子力学所介绍出的新观念，到50年代就发展出了半导体。量子力学是1925年到1930年发展出来的，以后物理学家把新发展出来的量子力学应用到各个领域，其中非常重要的领域就是分子学。所以把量子力学应用到分子物理学是一个热门的题目。而在这个应用里很快就发现，“对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而要想把它了解清楚，就要知道它的数学语言“群论”。吴先生给我的那篇文章就是讲群论在分子物理学里的应用。

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去读了以后，写了我的学士论文。

我的学士论文并没有什么特别新的见解，可是这个经验对于我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从那以后我就了解到“对称”跟对称的语言叫做群论，在分子物理学里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是一个非常深入、非常美丽的应用。群论跟对称的观念在物理学里的应用在那时还只是开始。以后几十年一直到今天，对称在物理学里的重要性，从原子物理学、分子物理学发展到原子核物理学，发展到基本粒子物理学到近代的天体物理学，可以说是涵盖了整个20世纪后来的物理学的发展。我能够有幸在其萌芽的时候走进这个领域，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经常跟我的研究生说，你们在念研究院的时候，当然需要学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可是这不是你对于你自己将来的研究历程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你应该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了解到你们这个科目里面，哪一个部门在以后20年、30年、40年要大有发展，而走到那里去。你如果能做到这点的话，你以后的研究工作会变得很容易。你如果没弄对，你走到了一个已经是强弩之末的一个领域里去，那你就会事倍功半。我非常幸运，就是抓住了事半功倍的好机遇。

走进统计力学，人生第二大幸运

西南联大物理系给我最大影响的另一位教授是王竹溪教授。那时他是北京大学副校长，我在西南联大念书时他刚从英国回来，他研究的是统计力学。在这点上我又非常幸运，因为统计力学也是在那个时候刚刚发展，后来统计力学也发展成了物理学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

我在西南联大得了学士学位以后，读了两年研究院。为了写硕士论文，我找了王竹溪教授，因为他学的是统计力学，就把我介绍到统计力学这个领域。这又是我的一个大幸运，因为我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是后来大有发展的方向。我曾经大概地数了一下，我一生所发表的文章里，有2/3是跟对称有关的，有1/3是跟统计力学有关的。所以从我刚才讲的这些话大家就可以了解到，我对于吴先生跟王先生对我的影响有多么高的。

在西南联大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可是也许更重要的是我学到的东西已经达到一个程度。我对物理学什么方向、方法喜欢，什么方向不喜欢，有了自己的看法。换句话说，有了一个佩服，有了一个评判的标准。我记得当时我最佩服的3位最重要的物理学家，第一位是爱因斯坦，第二位是狄拉克，第三位是费米。他们3个人的物理学书我都念了很多，而且非常佩服，因为他们3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能够把非常复杂的物理现象里的精神提出来，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他们独到的地方。他们3个人的风格也有很大的分别。后来我有幸和三位都有接触，尤其是狄拉克和费米，当然特别是费米，因为后来我到芝加哥大学去念书，费米就是当时芝加哥大学的最重要的物理学教授，所以我跟费米的接触很多。我还跟费米合写过一篇文章。

在西南联大的生活是非常之苦的，我后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苦，我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与欲望。我们也不觉得颓丧，我们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与快慰。这种十分简单的生活却影响了我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工作的喜爱，从而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历程奠定了基础。”

当时西南联大学生很少，加上研究生，一共不到1500人。西南联大的校歌我直到今天还会唱，我觉得这个校歌写得很好。开头是“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原因是在1937年的秋天，曾经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来日本人打到了南京，就知道长沙不稳当，又搬到了昆明。所以有“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这个校歌的最后几句是：“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今天读了这句话，针对今天年轻的同学我把它稍微改一下：“千秋耻，既已雪，中兴业，需人杰。”在座的年青同学，你们应该了解到，你们的肩上有非常重要的责任，因为中国的复兴、中国的发展是全世界瞩目的，这正是你们最好的机会，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留学芝加哥，人生第三大幸运

1945年，抗战结束，我考取了清华大学第六届留美公费生，这也是最后一届。我是1946年初到的芝加哥，念了两年半芝加哥的研究院，在1948年得了博士学位。1948年到1949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了一年教员，1949年到了普林斯顿大学。

在芝加哥大学，当时最有名的两位理论物理学家，一位是费米，另外一位是特纳。特纳比我大十几岁，当时还不到40岁，是一个年轻的、非常有名的量子物理学家，对量子分子学有重要的贡献。后来他变得非常有名，称为“氢气弹之父”，他不喜欢这个称号，不过这是事实。

在座的年青同学也许不了解，原子弹跟氢弹的发展当初有一个基本的分别。在1938年，裂变这个现象发现以后，基本上所有的前沿的物理学家都知道可以造出原子弹。可是原子弹发展了以后，紧接着还要做氢弹。氢气弹大家知道要比原子弹还要大千万倍的爆炸力，从原子弹发展到氢弹，比从裂变到原子弹有一个主要的区别，就是这里头需要有一些窍门，这个窍门不是一时可以发展出来的。在美国最后发现这个窍门的就是特纳和乌勒，所以在国际上把美国最开始的氢气弹叫“特纳一乌勒爆”。当时的苏联发展出的氢弹叫“萨克爆”。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惊人的，因为中国只花了两年8个月，而法国花了8年，原因是中国有两位伟大的科学家，一位叫于敏，一位叫邓稼先。他们在两年零8个月之内发展出中国的氢弹，所以国际上把中国的氢气弹叫“邓—于爆”。邓稼先跟我是崇德中学的先后同学。后来在西南联大又是先后同学。他跟我非常之熟，一方面因为我们同是念物理的，另一方面我们又有很多的私人的接触。1949年夏天，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最后一个夏天，他那时是普渡大学的研究生，他从普大学到芝加哥来，我们租了一个公寓，合住了一个夏天。第二年他就得了博士学位回国了。1958年他受钱三强先生指派，领导28个年轻的刚毕业的物理系学生，研究怎么制造原子弹。在这个岗位上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86年张爱平将军写了一篇文章说邓稼先是两弹元勋，我想他是当之无愧。如果想一下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会知道做原子弹武器的工作人员对于今天中国的贡献有多大。我在一篇纪念邓稼先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覆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熏。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城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里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心情?”最近我有机会到青海去参观访问，去了一个地方叫金银滩，就是当年邓稼先、于敏、周光召他们上世纪60年代设计原子弹、氢弹的所在地。虽然我看过一些照片，看过很多的文章，但是到了那个蓬断草枯的地方，

所得到的那种感受是在任何一个照片里、任何一篇文章里所体验不到的。我觉得在座的任何一个年轻人有机会的话，请你们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对于你们的人生、对于你们了解历史会有很多的好处。

特纳跟费米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不久我就发现他们学校的物理系所热衷讨论的物理学问题跟我在西南联大所学的物理学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很不同的地方。归纳起来，我在中国所学的物理学可以说是着重推演法，在芝加哥所学的着重归纳法。什么叫做推演法呢?比如说我们念热力学，那我们就要学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三定律，把每一个定律的含义都要仔细讨论，然后再应用。比如应用到水，怎么从水变成气，这里面是不是符合第一定律，是不是符合第二定律，是不是符合第三定律。换句话说，推演法就是从基本的原则去推出各个不同的应用。在芝加哥大学所讨论的不是这样的方法，芝加哥大学所特别注意的是一些现象，是一些具体的现象、很复杂的现象，问题是你能不能把这些现象归纳出一个基本的原则。假如你归纳出来的这个原则跟已经知道的原则符合，那很好，那就代表你多了解了一些新的现象，而且这个新的现象符合既有的原则。假如你发现出来的原则跟原来的原则不一样，那更好，这说明可能将要发生革命性的发展。我到芝加哥大学不久就发现了原来芝加哥大学的物理系所着重的是归纳法。在这一点上，我想我又是非常之幸运。可以说，我在中国西南联大的7年，把推演法的精髓吸收了，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到了芝加哥以后又把归纳法的精髓吸取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就对于整个物理学的发展的把握能伸能缩，能近能远。

感慨人生憾事，开启新的生活

1949年我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原因是当时理论物理学有一个最热门的新发展叫重整化。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作重整化的人很少，而在普林斯顿大学有很多的人在做，所以我就请求去普林斯顿。本来去普林斯顿只预备在那里呆一年，然后回哈佛，但后来我在那里前后呆了17年。这17年是我一生做研究工作做得最成功的时期。那时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院是一个非常小的机构，只有20几个教授，只有很少的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历史，没有研究生，所以是一个象牙塔。我去的时候普林斯顿的主任是奥本海默，他是当时全世界有名的，因为在战时就是由他领导美国最先造出来世界上第一个原子弹，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曾经想到，说奥本海默是美国原子弹发展和设计的领导人，这是公认的；说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发展和设计的领导人，这也是大家公认的。我对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熟悉，他们两个人的个性非常不一样。奥本海默锋芒毕露、咄咄逼人，邓稼先非常谦虚。他们两人都能成功地领导这个巨大的工程，我想这里反映的是两个社会的价值观不一样。

我是1949年秋天到普林斯顿的。就在那一年的秋天，汤川秀树获得了诺贝尔奖，他是第一个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的日本人。我去普林斯顿的时候，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他那时七十多岁，可是他还是每天去他的办公室。那时我们年轻人都不去打扰他，我们对他非常尊敬。因为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我曾经说过，牛顿跟爱因斯坦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物理学家。但是因为那时爱因斯坦所发生兴趣的方向跟我们年轻人的方向不大一样，所以我们不大去和他讨论，可是我们都知道他什么时候要走到普林斯顿，什么时候要走回去。

普林斯顿是一个象牙塔。在这个象牙之塔的17年间我做了我一生研究中最成功的工作。在这17年间跟我合作最成功的是李政道，我们在那17年间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有非常成功的，叫做“宇称不守恒”。那个时候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的家庭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不幸的是，在1962年我们因为一些很复杂的原因，后来分手了，这是我一生中的非常大的一个遗憾。我记得在我们工作非常成功、关系非常好的时候，我曾经非常喜欢苏轼所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是写给他弟弟子由的，里面有这么一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此生未了因。”遗憾的是我跟李政道后来没有能够继续我们的和谐的合作关系。

1965年，纽约州的新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 University)的校长托洛在就任前到普林斯顿来，邀请我到石溪去创建一个以研究为重点的新学校，我考虑了几周后答应了。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年非常成功的研究工作，又在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理想的象牙塔，还要离开呢?这个问题很多人后来问过我，我后来当然也问过我自己，回答其实是很简单的。象牙塔里面是一个人人可以有机会做很重要的工作的地方。可是世界非常之大，象之塔外还有许多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能够参与创建一个新的重要的大学，能够影响很多的年轻人的前途，这也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工作。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决定离开象牙塔到石溪。在石溪我前后工作了33年。

我的人生旅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发生在1971年。1971年我访问了新中国，那时我已经离开中国26年了。那一次到北京访问，周总理请我吃饭，这是我一生很大的一个荣誉。当时美国对于中国是完全没有了解的，这个访问探亲在我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当然，我对于新中国的情形，比起多半的美国人，尤其是比起多半的华裔的美国人，了解要多得多。这是因为我在那26年间跟我的父母、我的弟弟妹妹始终没有中断联系。我们还是经常通信，而且有时候还打电话。虽然当时的电话打起来很麻烦、很贵，可是我们还是经常通电话。而且在那26年间，我曾经3次跟我父母亲在日内瓦的“萨尔摩”(一个世界性的重要的基本粒子研究所)团聚。因为这样，我对于新中国的了解比较多。我在1971年计划回国参观访问的时候，有很多美国人还有许多华裔的同事跟我说，你不能去，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我跟他们说，我对于中国有一些了解，是通过跟我家里的人的接触得到的。比如说，大家都害怕的一件事是，有一个著名的苏联物理学家卡皮萨，他在俄国大革命以前到英国做研究生，后来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得了诺贝尔奖。十月革命后，他经常回苏联探亲访问。1932年的夏天，他回去的时候，斯大林突然把他扣住了，以后他就没能再离开苏联。所以当时很多美国人跟我说，你回去会不会发生像卡皮萨这样的事，我说不会。因为我跟我父母、弟弟妹妹的接触使我对于新中国有一些了解，虽然不了解的地方很多，可是在这一点上，我知道，假如我到中国说我想要回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同意。我的这个想法完全是正确的。后来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讲：“我想我对于中国、美国都有一些认识，而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在这两个大国初步接近的形势下，我认识到我有一个做桥梁的责任。”这确实是我以后几十年，一直到今天都感觉到，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1982年，我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生经历，就是我跟香港中文大学发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原因是那时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我母亲在上海，我弟弟妹妹也在上海。可是上海冬天很冷，我母亲那时已80多岁了，所以我跟香港中文大学商量说，我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几个月，可以在冬天的时候把我的母亲接去住。这就开始了我跟香港中文大学一直到今天的密切的关系。我母亲是一个旧式的妇女，她没有受过任何新式学堂的教育，念过几年私塾，后来认字，是她自己学的。我认识汉字，头3000个字是我母亲教我的。跟我母亲一样的旧式妇女，我认识很多，我很佩服她们，她们有坚强的意志，她们受了传统中国礼教的影响，对这些礼教，有坚定的信念。所以你如果问我，说我母亲除了养育我，除了教了我3000个字，还给我留下了什么?我想，留下的是使我了解到有坚强意志的信念，是有无比力量的。

耄耋忆往事，乐观人生路

2002年我80岁，回顾我的一生，我曾经讲过这样几句话：“莎士比亚在《As you like it》中说，人生就像一出七幕戏。其第七幕也就是最后一幕是：‘返回茫然，无牙齿，无眼睛，无味觉，无一切’。”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我实在是十分幸运，今天我“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

2003年我夫人杜致礼去世了，我搬回了清华园——我童年成长的地方。现在我定居在清华园。我回到清华园以后，写了一首诗《归根》：“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回想起来我这一生，我非常喜欢美国诗人T.S.Eliot的一句诗：“My beginning is my end.my end is my beginning.”(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我将不停地寻索，而我寻索的终点将会达到我的起点。

(此文据杨振宁先生在东南大学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