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中国的素颜时刻,—纪念伊芙·阿诺德与她的中国之行

计划建起来的。事实并非如此。每一个单位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需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虽然它们都在共产党统一领导的框架之内。”⑤《中国之行》中，她如此写到。在北京，饭店服务员拿出瓶装的可口可乐待客；“文革”中关了十年的天主教堂重新开门，周日里教徒们公开来做礼拜。画家黄永玉不再画革命宣传画，而是叼着烟斗开心地涂抹着怪模怪样的猫头鹰。北京电影制片厂里，演员陈冲正在拍电影《小花》，这部戏把原来的革命斗争故事大胆地简化为兄妹情深的情感戏，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影的一朵“报春花”。春天的长城上，阿诺德居然看到来自巴黎的美女模特穿着时装拿捏着身姿游走，游客和当地百姓纷纷来看“西洋景”—阿诺德见证了影响中国当代生活的一个重要时刻：时尚开始的时刻。这个时刻是由一位名叫皮尔·卡丹的法国裁缝带来的。1976年1月，天津地毯厂到法国参展，卡丹非常喜欢一块织有长城图案的挂毯，中国代表团说这是展览用的，不能卖，想买就得去中国。为了买这块长城挂毯，1978年，卡丹以游客身份第一次来到北京。这位时装设计师惊讶地发现发现共产主义中国没有时尚！从北京到上海，从城市到农村，几乎一律的灰绿蓝，从衣服的样式上看，连男女都分不出来。　1979年4月，卡丹应邀再次访华，有关部门批准他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新中国的第一场时装设计表演，一个临时搭起的T型台上，　8个法国模特和4个日本模特扭胯摆臀，伴着流行音乐走起了猫步，台下屏住呼吸凝神观看的均是中国服装外贸业的专业人士。当时在场的新华社记者李安定描述了现场的一个细节：当一个金发美女面对观众停住脚步，突然兴之所至地敞开对襟衣裙时，台下的人们竟像一股巨浪打来，身子齐刷刷向后倒去，“像在躲避着一种近在咫尺的冲击波”—冲击波之后，中国的时尚时代开始了。表演结束的次日，卡丹带着那些兴犹未尽的时装模特们参观长城，阿诺德与他们不期而遇，就此把中国时尚迈出的第一步留在了镜头中。

在上海，街道两边药品和化妆品的广告牌代替了原来的工农兵宣传画。中国最早的一批百万富翁已经出现，阿诺德看到他们的生活与一般人还没有明显区别，只是一般人家里待客的水果糖在他们家里换成了金纸包装的巧克力，桌上的塑料花换成了鲜花，墙上挂的毛主席像换成了西洋铜版画……1979年的中国，“新富”们还没有积累成一个阶层，当时的富翁与一般市民都是邻居，与后来的富豪相比资产规模也很小，连“小资”都算不上，只能算是“小贫”。20年后，富豪们已经有了左右政策的能量，终于招摇起来，渐渐得了恶名。

在山东胜利油田，“文革”中被打倒在地的“臭老九”—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东山再起，成为国家依靠的“人才”。他们带着大红花，住在比一般工人宽敞的房子里，家里有电视，中国人称之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1年，马克·吕布访问中国时说中国没有街头生活，而现在，阿诺德看到北京的街头和公园里，青年人弹着吉他，唱着流行歌曲自娱自乐。重庆朝天门码头上，市民跳起了国标交谊舞；内蒙草原上，牧民不仅有传统的那达慕，还有来自西洋的马球；政府也开始公开更多的信息，让老百姓了解社会的发展情况……共产主义的中国不是只有革命没有生活，只有管制没有娱乐，只有政府没有百姓（尽管还不太多），因为现在是1979年。

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国家拍摄，阿诺德充分享受到了观察、拍摄、体验带来的好心情：

“在中国，1979年是一个标志：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转向西方。在保密了整整一代人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向老百姓（包括外部世界）公开更多的东西。这一年，官方的新华社公布了就业、国民收入、预算、粮食收成、工业指数、消费品情况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基本资料和统计信息—而以前，这些都被视为机密。在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方面，经济刺激代替了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嘉奖。中国人在赌一个大局：到2000年，让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正是这个开放的时刻使我的工作成为一种快乐。”　⑥

阿诺德所谓的“中国人在赌一个大局”，实际上来自于当时被人们挂在嘴边上的几句话，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结束语：“让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内蒙草原的女民兵与苏州的退休工人：女性老了依然美丽，就是一件艺术品！

1979年7月，阿诺德回到伦敦，她的照片首先发表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上，随后在其他著名媒体发表，率先向西方真实报道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变化。1979年11月15日，阿诺德的第一个个人摄影展《阿诺德：中国之行》（In　China：　Photographs　by　Eve　Arnold，展期两个月）在纽约布鲁克林美术馆举行；1980年，摄影集《中国之行》（In　China）率先由美国Alfred　A.　Knopf　公司出版，并获当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以表彰她在特殊时期对西方与中国的交流所做的贡献。

摄影集中，阿诺德将照片分为风景、人物、工作与生活几大类，封面是一位面容慈祥、皱纹满面的老太太的肖像，她是一位退休老人。由于老人穿着黑衣服，碰巧背景也是黑色的，所以她那苍白的面容似乎要从画面里飘出来，极有雕塑感。如同很多名作的诞生完全出于偶然一样，阿诺德拍到这张照片也是偶然。她于1979年2月到达苏州（一说桂林），江南的冬天湿冷湿冷的，她的感冒加重成了肺炎，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一星期。一天，阿诺德感到身体状况好转，就到街上去看看。“当时老太太正在街道拐角处张望，在我按下快门时她也发现了我。”阿诺德说。当时老太太看着这个头发花白、个头矮小的白人摄影师，对翻译说了一句：“这个女人长得真够怪的！”阿诺德后来看着老人的照片，评价也是一句话：“女性年轻的时候美丽是一种快乐，老了依然美丽，就是一件艺术品。”　⑦　也许正是因为这位老人是一件“艺术品”，《中国之行》的编辑鲍勃·哥特列布（Bob　Gottlieb）才将它选为封面，他的理由是：“100年之后，让人们看到中国人是如何生活的。”

与退休老人的肖像同样列为阿诺德中国之行的标志性照片的，还有内蒙古草原上的女民兵和女军人。1979年，中国虽然与美国建交，但与另一个对手苏联的关系并未缓和，官方媒体对苏联的指称是“最危险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因此，虽然中国南方已经开始建立经济特区，但北方边境地区仍然“深挖洞、广积粮”，全民皆兵。阿诺德在内蒙草原上不仅看到了蒙古民族久负盛名的骑术、赛马、摔跤、马头琴与那达慕，更看到了绿军装、红领章、持枪站岗的女军医，看到了匍匐在草地上驯马的女民兵，她粉红色的长袍与白马点缀在绿色的草原上，胜过一幅美丽的油画。同样美丽的，还有那位著名的女民兵报靶员：她身穿与草原一样颜色的蒙古长袍，束着子弹带，斜背自动步枪，脸上是太阳晒出来的红润；她笔直地站在草原上，庄严地举起报靶的小红旗，身边是一个绿色的人形靶标。看到这幅照片，毛泽东那首著名的《七律·为女民兵题照》已在口边：“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这幅女民兵报靶的照片也是阿诺德中国之行最著名的照片之一，阳光之下，草原之上，她青春而庄严的面容溢着一层神圣的光韵，与摄影师的镜头一起见证了“文革”结束之后、市场经济风起云涌之前的那段短暂时间里，中国曾经有过天真美丽的素颜时刻。

无论是那位退休老人还是报靶女民兵的肖像，都传递出了阿诺德在人物摄影方面的不凡功力—行文至此，不能不提到她在长期拍摄玛丽莲·梦露的过程中所赋予照片的特殊韵味，因为这样的韵味也弥漫于她在中国拍摄的那些人物身上：画面看似漫不经心，却传递出摄影师对拍摄对象不同一般的理解。

在1950-1960　年代报道好莱坞新闻期间，阿诺德报道过40多部电影的拍摄，并与梦露成为好友。“刚认识的时候，我们都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梦露是一颗新星，我当摄影师的时间也不长，对自己的未来都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所以容易成为朋友。”阿诺德说，“但我们从来都没有过相互利用的心思，她没有利用过我，我也没有利用过她。”由此，阿诺德成为梦露最信任的摄影师，这使她有机会如同家人一般与梦露相处，拍摄梦露的时间长达10年。虽然在她面前，梦露没有任何的避讳—梦露有时当着阿诺德的面修阴毛，而阿诺德也有机会随时举起相机，但她却从来没有借暴露梦露的隐私来为自己挣好处，即使在梦露去世多年之后。阿诺德曾应邀拍摄好莱坞的另一位女明星乔安·克劳馥（Joan　Crawford），克劳馥走进更衣间的时候刚喝完酒，颇有醉意，一边脱着衣服，一边对阿诺德说：“拍啊，拍啊。”克劳馥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下来，直到全裸……阿诺德离开时，将拍摄的两个胶卷交给了克劳馥，说：“这是你的。”这就是阿诺德作为一名摄影师的操守，玛格南的著名摄影师埃利奥特·厄威特（Elliott　Erwitt）　评价阿诺德“有坚强的意志、令人尊敬的人品和毫不含糊的工作道德”。⑧

阿诺德对梦露的理解就是在这样的一天天、一件件事中磨出来的。这样的理解不是一蹴而就，靠的是天长日久。这样的拍摄不是为了留下照片或“瞬间”，倒更像两位陈年老友的见面，没有特殊因由，只是为了喝壶茶。虽然阿诺德在中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与很多人只是一面之交，她的中国印象也确实有点散，但她长期人物摄影积淀的涵养却渗透在照片中：她不刻意追求“瞬间”或构图，照片也并不总是抓拍，有时会提醒被摄者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站好，但从来不指挥被摄者如何表演。她的视点是平等的，不仰视国家领导人，也没有俯视老百姓，她的镜头中宋庆龄如同一位退休女工，廖承志挂着眼镜像小镇的退休教师。67岁的阿诺德已经见了足够的世面，所以即使初次相逢，她也能做到让画面如心一般，沉静如水。“单就摄影风格而言，不会有很多人认出这就是阿诺德的照片。她总是给拍摄对象留下让对方感觉到受尊重的距离；她总是小心翼翼地给拍摄对象留有尊严，同时也让自己保持着尊严（某些场合下一些急红了眼的摄影师为了拍到照片就顾不得这些了），有时这会让她的照片显得缺少活力—不过，良好的修养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这些照片的拍摄者正是以此来唤起人们同情心的人。”2007年11月16日，弗朗西斯·霍奇逊（Francis　Hodgson）在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阿诺德拍摄的中国照片时如此写到。其实阿诺德是在以人文主义的方式，充满爱意地记录中国和这个世界，这是玛格南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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