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实和他的邓小平研究

（摘要]作为享誉国际的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日本学者竹内实不仅在毛泽东研究方面造诣很高，而且也对邓小平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抱有浓厚兴趣，著有大量相关评论，始终以“同情之理解”向日本学界、民众介绍邓小平和中国所发生的历史巨变。竹内实的邓小平研究客观而公正，就邓小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而奋斗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他也注重社会进程和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以社会史方法多角度探索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极富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竹内实；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7）05-0123-11

一、问题的提出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邓小平离开他所热爱的这片土地已有二十年之久，然而，作为后人的我们谁也无法否认，当今时代的幸福生活有赖于这位世纪老人所开启的改革开放——这一远超晚清重臣李鸿章眼中“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巨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直至今日仍在行进过程之中。正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教授所言，“他引导着中国的转型——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使得这个国家和他1978年接手时相比，变得几乎难以辨认”。事实上，邓小平不仅属于中国和中国人，同样也“属于世界”，围绕其一生所开展的各式研究早已成为一项全球性课题，并深具普遍意义。

平心而论，环顾当下中外学术界，少有学者能够做到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大研究领域内游刃有余、自由出入，且至很高水平。众所周知，竹内实于1923年6月12日出生于中国山东一个名为张店小镇的日本“居留民”（即侨民）之家，可谓“日本血脉，中国故乡”。直至1942年——也就是在19岁的时候，方才回国。后来曾三次访问中国，有幸见过毛泽东，尤其是他对“毛泽东与邓小平历史地位的比较”更是享誉学林。正因为如此，他在日本除了享有毛泽东研究“第一人”和“日本最权威的毛研究专家”美誉之外，也被称为“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㈣，当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学者，而后三个头衔很大程度上与他對邓小平和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所做的精深研究不无关联。进而言之，竹内实身上既有日本老一辈汉学家的诚朴谦实，更富于当下西方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色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其对自身学术领域的定位乃是“战后日本的中国（现、当代）研究”，强调“应该把中国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对象加以研究”。

竹内实在毛泽东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早已广为人知，不仅表现为本人著作等身，更重要的还是他开启了日本战后毛泽东研究的文献搜集编纂传统——以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库恩（ThomasSamuel Kuhn，1922-1976）所创“范式”（Paradigm）一词来指代其贡献也未尝不可，并成为后辈学者仿效的对象，“日本学者依然承袭此风，以此为能”。两相比较之下，其有关邓小平的研究却较少为人所关注和重视，迄今也尚未见及专文就竹内实的邓小平研究进行讨论，更谈不上系统总结和梳理，这显然有欠妥当，也是一大学术“缺漏”。因此，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无疑有必要进行回望（或者说是回溯），这既能增进对竹内实本人学术思想的认识和了解，也有助于今人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从“他者”视角来全面观照邓小平及由其所开创的伟大事业，并为接下来的新征程提供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本文就此也将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二、客观而公正地评价邓小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而奋斗的传奇人生

竹内实邓小平研究给人的最直观印象即是其在“月旦”品评时的态度，用语客观而公正，平实而质朴，丝毫没有“书袋气”和学究味，多从其彼时身处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环境人手，尽可能以“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来看待他的一言一行，少做事后“应然”之评或“诛心”之论，不仅人理，而且耐读，这也使他的研究极具说服力和亲和力。

其一，邓小平深深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他不仅身为“开国元勋”中的重要一员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及其之后筹谋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巨大，而且以新时期“掌舵者”之姿擘画蓝图，力挽狂澜，矫正时弊，重新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原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了中国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基本解决了温饱这一困扰历朝历代几千年的民生难题。并为当今中国向着更高阶段的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在竹内实看来，研究当代中国史的任何一个侧面，都无法绕开邓小平的身影。对他本人一生在政治上几近传奇的“三起三落”及其所钟情、热爱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竹内实也丝毫不吝惜溢美之词，邓小平在他笔下被视为继孔子、秦始皇、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四号人物”，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无论是否称得上勇敢无敌，他确实称得上极有见识”。

不仅就个人地位，竹内实还进一步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和动态跃迁来审视邓小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在国家这部车子前进的道路上挖开了一个大坑，而且他就那样地离开了人间的话，那么填埋这个大坑使车子和人们能够顺利通过的是邓小平”。从中不难看出，竹内实对邓小平作为毛泽东后继者在转型期中国所担纲的角色甚为看重，认为只有他才有足够能力凝聚人心、整合共识，高擎红旗，带领着这个国家继续前行。

结合前述两方面的判断，也就可以理解竹内实为何会在1977年3月末于《朝日周刊》发表的《邓小平的曲折人生》一文中大胆预言中共中央“恢复邓小平的名誉并委任其一定的职位，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也许两三周之后）了”。显然，竹内实深知邓小平的分量，而曾经在中国长期生活的这一经历也使他更加能够感受到来自亿万中国百姓的呼声和体温，“对于中国民众来说，邓小平的‘复活’，连同‘四人帮’被逮捕，象征着光明的到来”。设想一下，若仅靠堆积大量原始档案或二手文献来做研究，竹内实又怎能得出如此地道，带有浓厚中国味的史论。

其二，邓小平既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家，也是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级政治家。邓小平在战争年代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为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取得全国性政权立下不朽功勋，同时，他也是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级政治家（Statesman）——且还是“着便服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主政大西南之际，以最短时间完成平叛接收和恢复经济这两项艰巨任务，及至奉调北京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时负责全局性战略决策时的举重若轻，再到时隔二十多年后第三次复出时对国家形势和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准确判断，这些都需要清醒而冷静的政治头脑，容不得半点“昏招”出现。

竹内实敏锐观察到“邓小平追求稳定重于权力斗争”的政治风格，作为第二代领导人（或者说是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成员），他“有自己的个性，属于新的时代”。当他正式步入历史前台之时，世界已然翻开新的一页，冷战即将落幕，和解共生取代势不两立，中国也需奔向新的明天，而新时代无疑更需要“新风”，邓小平则把握住了这一时势，并将自己的一整套想法付诸行动，造福于万民。

具体来说，他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定位）和改革开放（施策）三大柱石，其要旨即在于向世界敞开大门，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顺应世界潮流。对于当代中国这栋大厦而言，前述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或缺，唯有鼎足而立，方能坚如磐石、稳若泰山。竹内实也不由得对此心生感慨——“使中国共产党一个个地接受这些看似平常的说法，实在并非那么容易”，而邓小平却同时做到了这三点。

此外，青年时代曾留学法国和苏联两国长达近七年的邓小平深知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在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时是何等苍白无力，有过西方生活经验的他也显得比别人更为着急。毕竟，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是支撑那一代人即使身处逆境而仍然能够苦思求索的坚定信念。而如何改善中外关系，运用好一切外部有利因素可谓至为关键，尤其是与曾经兵戎相见几十年的邻国日本，这需要十分高超的政治艺术。因此，竹内实也就对邓小平于1978年10月22-29日为期一周之久的访日行程特别留心，并赋予其重要意义，“不难想象，他处于日中关系的历史转变时期，其作用既不同于李鸿章，也不同于溥仪。他博得了中国民众的呼声，这无疑是值得高兴的事。历史曾经是苛刻的，但如今却终于由他赢得了回报”。

邓小平的时不我待既是其政治嗅觉和战略意识的充分体现，也反映了彼时中国社会的节奏和律动，国家前途和生民性命在这个时候更为重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成为时代最强音，意识形态的论争暂时退居次席，他本人也在“紧要关头不止一次地放弃过个人的应有利益”，而是一切以国事为重，民族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盘算。这种高度的政治责任源于其浓厚的平民情怀和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使命感。前者使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中国人最想要的是什么，后者则是其一生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就如他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的英文版《邓小平文集》所写序言的真情流露——“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其三，邓小平一生艰苦朴素、历经磨难，却从不向挫折屈服和低头。对此，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圆滑”或“明哲保身”，适时退居边缘，不至于卷入旋涡中心，但這其实也是一种态度的表明——即着重于长远目标的落实，而非一时一地之得失。为了能够最终实现愿景，必要时也得暂时“蛰居”，“蹲下是为了更好的站起”，且留有余地，始终能够保持一个相对较为理性、清晰的头脑和思维。这一点在邓小平第二落“下放”江西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远离政治中心北京的他，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使他越来越确信意识形态激进主义的荒唐”。

正是基于此一特性，竹内实将邓小平看作是一位在政治上“三上三下”的典型政治家，视为“不倒翁”和“不死鸟”，就好比是日本那种按下去可以自动立起来的“达摩”和尚玩具，不仅永远不会被打垮，反而重新归位之后会激发其体内更大的能量，因为再大的困难都已经历，“他或许可以称做是从地狱中走过来的人”，“他对自己所遭受的责难和批判，大约总还会怀有厌恶感”。

换言之，不论环境如何发生变化，太阳照旧从东方升起，上到整个国家，下至单一个体，每天不变的依然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作者按：此处指“文革”中的遭遇），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他也坚信无序只是一时，不可能持久，这个国家在长时间“脱轨”之后最需要的就是脚踏实地于实事，而各方面的问题也确实积压太多，必须加快进度。既然已经认准的事，就一定要冲破险阻，戮力向前，直达目的。

因此，当整个国家已经步入正轨，按照既定的改革路线图稳步前行，并在不长时间内即呈现荣景之时，对于来自各方不断的质疑声甚至否定意见，已届高龄的邓小平透过各种方式全力护航新一代领导人的改革施策，这是他一生的事业所在，先前所受磨难时的“坚忍”不就是为了能够为中国创造这样一个安定和平的发展契机？这既是向自己的交代，也是对历史负责，不容含糊。1996年秋至1997年春，竹内实因在中国授课而度过了一个难忘而愉快的春节，其对邓小平逝世后的举国悲伤印象至深，从而也更能体认邓小平的上述心境，“至少无法怀疑，仍然存在着想对邓小平推进的‘现代化’进行阻碍或掣肘的势力。另外也不可否认，邓小平会在有生之年，竭尽全力与之进行对抗”。

三、深入探究、全方位探索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

竹内实的研究中将焦点集中至邓小平理论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发展这一多维度的历史脉络而展开。

首先，客家特性和近代四川独有的文化传统对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竹内实注意到邓小平虽然生在四川，但其作为“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后代，血液中却流淌着明显的客家人烙印——“勤劳与洁净”、“好动与野心”、“冒险与进取”，而他长期浸淫的近代巴蜀文化则塑造了他那敢说敢为、坦率真诚、不绕弯子的性格，即使在面对纷繁头绪时仍然能够做到当机立断，“也确实具有吸引人的巨大魅力”，“令人感到邓是一个有魅力又不能对他嫉羡的男子汉”。

不仅有刚的一面，邓小平同样具备韧性和关键时刻三思而后行的“慎重”与“小心”，绝非只是一味勇猛精进，有时甚至还会表现出文人的自嘲，“办事认真，工作积极，十分机敏”，“脑筋十分灵活”。若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长程视角来看，邓小平背后所承载的蜀学传统与毛泽东的湘学韵味颇相类从，赋予其兼具革命性和趋新的特质，而不论蜀学还是湘学，他们的本色都是强调经世致用。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yAlfred Kissinger）更是在书中对邓小平与毛泽东、周恩来三者之间的不同行事风格有过精彩描述，相比于毛泽东的“哲学宏论和形象比喻”，周恩来“儒雅庄重的职业精神”，邓小平给他的印象则是言语辛辣、单刀直入的作风，偶尔犀利反讽的插话，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事实上，基辛格所言包含的内核不仅是邓小平个人作风的体现，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直观特色，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首先回到近代四川的地方文化。

其次，邓小平理论同样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新时期的光辉典范。这不仅隐含着邓小平之于毛澤东就完成中国现代化宏伟目标一事的继承性和稳定性，更表明邓小平理论乃是对中国所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新情况的及时回应，进一步在此前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之上告诉外界——“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无疑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在竹内实笔下，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共同之处甚多，最大的相同点便是他们对这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无限热爱，“邓小平目前想坚持的，大约主要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理想”，而不论是谁，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是他们一生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把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主义命运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并提出高速度发展的要求，正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的根本立足点”。同时，与毛泽东心目中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异曲同工，“除了指作为具体组织存在的中国共产党之外”，邓小平更为着重从“中国共产党50年的历程”来审视其在20世纪上半叶所担纲的历史角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发挥的中流砥柱式作用。

因此，邓小平虽然也强调对毛泽东本人历史功过及其思想应该有所反思，但他“即使批评毛也不会反对毛”，用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的话来说，其立足点还是“把毛的早期好记录和晚期的坏记录分开”，更不可能彻底否定毛泽东。这也就是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1929-2006）就有关“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提问时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他们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各自的使命。如果说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使中国获得解放，那么，邓小平的任务则是要带领着将近十亿人口的大国迈向生活更为富足的时代，这本身就是一次艰巨转圜，“在现在中国，正面临着一个人也就是世代的转换期”，他完成和巩固了由此前继续革命的意识形态转至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议题设置。已故前英国驻中国大使伊文思（RichardMark Evans，1928-2012）的评语非常到位，他认为邓小平“使中国走上了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把中国引入了国际生活的主流”。

继而，邓小平亦高度注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尤其是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意愿以及他们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发端于安徽凤阳小岗村，并在随后推向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是明证。“推动这一‘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农民”，靠的是农民个人的力量，而最终出台的政策则是通过最大限度激发民众动力来活跃整个社会，与其说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倒逼”式改革，不如说是中国人从原先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律令双重困惑中回归对于常识和经济人理性的基本尊重。“只有生产和流通，产权和交换同时出现在市场领域，联产承包责任制才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学能量”。邓小平和他所领导下的党则并未在第一时间表态“站队”，而是“顺水推舟”，让农民先行先试，从局部向全局推进，由实践来检验其成效，直至最终给予“追认”，并牢牢把控话语权和解释权，这样一来，执政党和广大农民都能适得其所，找到各自容许的界限。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有人甚感悲观、失望，认为中国不应该发生改变，“即便是在最近，在肯定中国改革与开放政策的同时，也经常批评他‘向钱看’”。竹内实始终抱持宽容和赞赏的态度，反对那种“隔靴搔痒”，认为“这些评论者处在‘革命’波及不到的安全地方（日本），却享受并赞颂着‘革命’（中国的革命）的成果”，这对中国的普通百姓显得是多么不公平。与之相对，他自己“对中国的这一动向是基本肯定的，甚至共鸣于在这种历史进程中所蕴含的中国民众的活力”，而且对于民众的切身感受也能换位思考，给予高度体认，直言“中国革命的目的不就是解放群众么？至于被解放了的群众，他们的生活当然应该是富足的”，“中国人民是为了谋求自身的解放而进行革命的”，“中国的农民或一般人毕竟不应该总是过着贫困的生活”。

或许今日较著名“三农”问题专家赵树凯所说“要真正做到让农民不得不被尊重，或者说，怎样才能做到，不尊重农民不行”还有一段距离，但至少竹内实的前述言论不无启发之处——他告诉我们：在向前行进时，不论顺遂与否，回望过往、不忘初心都非常有必要，当初的承诺才是日后奋斗动力的不竭源泉，而对人民的尊重所换来的也将是累累硕果。

再次，一切从实际出发，高效务实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人不读书，老鼠读书”和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两句话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邓小平的标志性语录。竹内实深知长期以来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之下，“仅仅是具体的改进措施，都会被扯到思想或路线的问题上”，人们对于原则是非争辩的兴趣远大于争取实践中的点滴进步。邓小平却更关心现实中存在和出现的问题，非常反对此类“上纲上线”式做法，强调切莫追究所谓思想错误，而要采取新的措施，次第解决现实问题，这也就是科斯（Ronald H.Coase，1910-2013）所说“逐项的、部分的、增量的改革，并且常常是实验性的”。继实现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的艰难转移之后，经济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成为邓小平主政时期的那抹最亮色。

以此为基础，竹内实进一步阐发其对邓小平理论务实性的体悟。他认为邓小平并非仅仅是一位关注权力的“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的目的乃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目标”，而后将事业顺利推向前进，而不“只是为了掌握权力”，注重实效而非简单以是否实用作为衡量尺度，权力只是其为了完成既定任务所不可缺少的“权威”和“后盾”。关于这一点，其他一些西方学者也持有类似看法，“他从一开始就不追逐有名无实的权力”，“他非常敏锐，不能容忍愚蠢和脱离实际的幻想。他不能容忍那些不能干事或没有多少能力的人”，邓小平是“现实主义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

四、注重社会进程和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以社会史方法展开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研究

学者立论之所以会有别于一般读者的看法，并非因其著作或论文中的哗众取宠式新名词或概念，而在于他能从横（中外比较或世界范围）与纵（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或中国共产党自身演变）两个向度，以“大历史”（Macro-history）的眼光对邓小平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唯有如此，学者的论述才能站得住脚、经得起考验。深谙学术之道及其内在理路的竹内实在研究中就较好做到了将邓小平一生置于百年来中国社会与中国共產党的双重演进框架之下来审视、考量，展现其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极具社会史色彩。

第一，竹内实很是注重对于邓小平著作的版本学研究，这在海外邓小平研究界中亦属先进。众所周知，竹内实乃是《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这两套丛书的主编，其在研究邓小平时同样高度重视资料的搜罗和译介工作。就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以下简称《文选》）出版之后的次年夏天，竹内实就受托参与了《文选》的翻译工作（日译本书名为《邓小平如是说》）。

在翻译过程中，竹内实既作为中日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者，也是一位普通读者。他一方面赞赏邓小平的感人毅力及其文中所指当时整个国家所遇到的诸多问题，如书中“对军队膨胀的担忧”，“对作家、艺术家的告诫”，“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错误的，可是这一斗争本身应该进行”以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等。在读过这些文字之后，竹内实慨叹邓小平是一位说真话的人，在讲这些话时竞给人感觉“显得颇有一些悲壮的色彩”，完全是以一人之力撬动着已经凝固、尘封太久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竹内实也毫不讳言此次出版的《文选》只能算是“选”，“所收录的发言和讲话，从资料的角度来说是相当不充分的”，而其他一些未收录者仍有其重要价值，如邓小平于1975年九十月间在大寨和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对评《水浒传》的批评以及“四人帮”被捕之后向中央所写的两封信等。

第二，竹内实善于把握整体社会心理的脉动，以同理心和同情心来看待中国。做到钱钟书（1910-1998）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而不是以日本或西方国家的标准一体量化，更少戴着有色眼镜的意识形态偏见。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史学著述往往尽量避免当代人为自己写史，而是将盖棺论定的权力留给后世史家，“中国史学文化历来有不修当朝史的传统”，“离现实越近，对历史言说的制约因素越多，越难有客观公正的持平之论”。

然而，或许也是因为竹内实青少年时代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之故，其在研究邓小平时（也包括毛泽东）有着其他外国学者所不多见的近距离和现场感。“所谓‘改革开放’的政策，其实并非一下子便具有了目前这样的内容。这一政策同样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对于来自中国的相关方面信息能够准确地“把脉”，他在研究中经常会有此类妙语出现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中国的领导人应该切实理解，中国的群众所希望的到底是什么”，“中国的领导者毕竟都是人，他们不会做出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来，关键是必须理解他们”。

第三，善于在邓小平研究中运用跨学科方法和比较方法，而没有陷于某种单一解释路径。从学科界定来说，竹内实的邓小平研究还是隶属于历史学中的人物研究，其也曾说走的一直是人文科学的路子。因此，他在研究中也就格外重视历史发展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两者的结合，“我认为中国便是这样一个由硕大的空间和悠久的历史构成的世界”，“中国历史的进程常常富于戏剧性色彩”，也可以说，这是历史学家的职业本性使然。

但在具体进行研究时，竹内实并未画地为牢、恪守历史学的一亩三分地，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合理借用其他学科中的有关概念和方法，如在分析邓小平本人政治之路及其改革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时，他就运用了社会学中的“社会角色”、“身份”、“权力”、“心态和意识形态”等语汇来补充说明；转至剖析邓小平个人政治风格乃至喜怒哀乐时，则着眼于“心理、感觉、欲望、个性”等“历史心理学”中的关键词；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2006）解释人类学中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也被竹内实用于刻画不易捕捉的平民心态，“像中国那样国土广大、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民众的深层心理，追求统一的愿望也许反而起着巨大的作用。民众一方面有着民主主义的要求，而另一方面又期待着能够出现使个人心愿得以兑现的伟大人物”，此一分析且也颇具社会一心理学意象；照相（片）政治学也在竹内实的写作中有所体现，他特别注重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国事活动时的照片，并以公布的1966年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谢胡（Mehmet She-hu，1913-1981）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官方照片为例来判断中国此时的政局变化以及邓小平的处境，这实乃政治学中“权力肖像”（Power Por-trait）的运用。

作为日本学者的竹内实在研究邓小平时也不忘从中日两国千年关系比较视野中寻求历史智慧，这也是诸多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时的普遍心态。对他这个日本人来而言，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互影响，先是前三十年的震荡——“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即新中国的成立，不能不对日本战后的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至于后三十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则是不断变化，日新月异，一步步实践着邓小平胸中描绘的宏伟蓝图。但在后邓小平时代，竹内实认为中国也不会大变，更不可能发生类似苏联的剧变，其将始终坚持走自己的独特道路，社会生活的主题依然是改革，而其奠基者就是邓小平。

总之，虽然成就卓著，但竹内实在面对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时却极为谦恭、自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她的研究，犹如在长长的隧道里摸索着前进”，丝毫没有早期东洋史学者桑原骘藏（Kuwabara Jistuzo，1871-1931）那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傲视和排斥，其言说极具温情和敬意，“我至今认为，想当然地视‘人民中国’或‘社会主义’为神圣，觉得其实不应该变化的观念，是一种僵化的想法”。

因此，他也才会充分意识到邓小平之于当代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希望邻国这位正在充沛工作着，从来不搞阴谋，正直而又高尚的革命家邓小平，能够在晚年幸福和健康。这大概绝非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心愿”，并对仍处于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国投以无限期冀，“如果观察中国的话，其将会逐步显现出‘中华复兴的时代’的征兆”，也还能清醒点明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产生大问题，大问题的解决呼唤思想的大解放”，这不仅是他本人的良好祝愿，也更是当下亿万国人的美好愿景。

（责任编辑 王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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