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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作业-医学脚步 中国医学史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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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作业-医学脚步 中国医学史的心得体会

医学的脚步

——对XX老师医学发展史心得体会

在自然辩证法短短的10周的课程中,我对李锋老师讲的医学发展史的内容印象很深刻,特别是一开始关于黑死病(即鼠疫)的视频,并且激发了我医学发展史的更深入的了解。我想跟着医学的脚步,看看我们的医学一路走来都发生了什么,以下就是我对医学发展史相关知识的认识和感想:

中国的医学发展史从古代医学发展史,到近现代医学发展史,一直到如今的医学现状,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将分别对不同时期医学发展史进行概述。

1 中国古代医学史

中国的传统医学历史悠久,而医学史的研究亦可谓是渊远流长。早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便以饱满公正的笔韵记述了战国名医秦越人及西汉名医淳于意。而对于医事制度的记载则可追溯到更早的《周礼》。事实上,医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历代修史书者无不对医事管理制度、医学名人、名著以及疾病灾患等加以记述,而著医书者则记录论述了许多疾病及其对策的发展情况。因而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历史的长河中始终荡漾着医史研究之浪花。唐代,我国出现了最早的名医传记专著,即甘伯宗的《历代名医列传》。明代,李镰《医史》(1513)首次提出了医史之名称。清代,开始有了医史的史论作品,如徐灵胎《医学源流论》(1759)。然而,上述著作大多只为后世提供了一些真实的史料,很少涉及历史的经验及客观发展规律性的论证,医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远未形成。2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多位有抱负、有造旨的医史学家,他们对医学史成为一门学科是有贡献的。如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19)可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医学通史著作;李涛《医学史纲》(1940)则是我国第一部中西医史合编的医史专著。虽然这一时期医史研究如若作为一门学科还显得很幼稚,专著少,发表的论文也大都是星玉碎锦,缺乏系统性,但却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1]。

2 中国近代医学史

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建立于1935年,是中华医学会成立最早的两个专科学会之一,至今已整整80年。虽然其间历经沧桑,多次因故中辍,但学会的成立促进了

医史学的学术研究和经验交流,对中国医学史学科之建立、研究领域之扩大、科研教学水平之提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中国医学史研究及教学的繁荣发展仅仅依靠学会是不够的,而学会的确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近80年来,是医史学科从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尤其是近些年,医学史研究机构如星火燎原般发展起来,这里对1936—1995年这60年间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状况进行概述,主要包括医学起源问题、医学史分期、医事制度研究、预防医学史、专科史和疾病史、中外医学交流史、医学教育史、民族医学史、医学人物研究、中国医学史著作等十项内容。

2.1 医学起源问题

医学起源的问题,是医史学界长期研究、长期争论的问题。在过去的60年中,前20年受西方医史学界影响,有医源于神、医源于圣、医源于巫、医源于动物本能、医源于人类之爱、医源于经验等多种观点,如1940年,医史学家李涛教授在其所著《医学史纲》中,在列举了各种动物的救护本能后,说,“凡上述种种皆动物克服痛苦之本能,亦即医学之起源”就是代表之一。而50年代后,较早的如严苍山在《新中医药》上即提出了“劳动创造医学”之命题,其后有众多学者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当然,其时以劳动(或实践)创造医学的观点最为深入人心,但其他观点也有发表者,如“由历史发展上看,无论中外,所有的医学都出于巫术”,体现了学术研究中的百家争鸣。80年代以后,医学史研究蓬勃发展,有更多的文章、专著发表和出版,医学起源问题的研究仍属医史研究中的活跃课题,并有就“医源于巫”、“医源于劳动”等问题的专题讨论。

2.2 医学史分期

医学史的分期反映了一部医学史的学术水平,它不仅给人以纲举目张的效果,也从之可知各个时期医学发展的内涵。50年代始,中国医史学界普遍倾向引进社会发展史分期于医学史分期,即原始社会医学、奴隶社会医学、封建社会医学与半封建半殖民地医学等,这种分期法并不切合医学本身发展的实际,未能在医史界得到继续使用,但逐渐形成一个结合社会发展与王朝更迭的分期法,然同样不能对医学本身发展的内涵得到较好的反映。80年代有多部医学通史问世,其中有两部在分期上很有特色,即俞慎初先生的《中国医学简史》和范行准先生的《中国医学史略》。虽各有特色,但前者偏重注意结合社会发展特点而较少医学内涵;后者则

突出了各期医学的发展内涵,而时代概念上又显得不足。医史界期待着科学的分期,既能充分反映出医学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实质和特点,又能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文化史特点相一致,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特点相一致。因此,这一问题还待继续讨论和研究。

2.3 医事制度研究

关于中国历代医事制度,医学通史类著作及学者的论文中均有涉及,有论述太医院、太医署者,有论历代医政概况、医学分科及历代医学制度者,以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为奠基之作。关于医事制度,在80年代以前,仅有散在的论文,1983年,龚纯教授撰成《中国历代卫生组织及医学教育》一书,是为在历年来医史学者研究医事制度基础上,更进一步占有资料,搜采、整理而成,是现有最为全面且资料丰富的医事制度研究成果。其医事制度内容不仅包括历代封建王朝、宫廷的医疗组织,包括地方的卫生组织,还阐述了历代的军医组织、医学教育机构、医学考试以及历代有关医学的法令、条例等。也有学者对春秋时期至辛亥革命前夕的古代军医院组织作了研究,也有专研究太平天国的医药卫生者,述及了太平天国首创的公医制度、创办的第一所中西合璧近代医院及其药政制度、军医院编制、机构、典章制度等。

2.4 预防医学史

“上工治未病”这一预防为主的思想历来为中医学者所重视,因此中国古代医学在预防方面的措施和方法也为医史研究者所重视。50年代初,范行准先生在《医史杂志》上发表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连载及在这些文章基础上编撰成的著作《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是为国内专题研究预防医学史之噶矢[2]。书中内容述及了古代的卫生措施、民间的防疫方法、卫生设施如水井、浴室、墓葬等,特别是对人痘接种术之研究及对免疫学成就的探讨,开免疫学研究之门。其后,在预防医学史研究方面虽再无专著出版,但作为医学史研究领域之一,有许多专题文章发表,在很多专题方面有所深入和拓展,在预防医学方面,个人卫生、环境卫生、劳动卫生、心理卫生亦是重要的组成内容,也有不少文章述及。

2.5 专科史和疾病史

在中国医学史研究领域中,专科史和疾病史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这从60年来所出版的医史著作可得出这一结论。尽管专科史和疾病史的有关论文不少,但直

到80年代以后,才有若干专科史出版。在疾病史方面,专著仅见《鼠疫史))(伍连德),论文则不少,特别在五六十年代,有一批疾病史文章问世,如结核病史、「35〕痢疾史、肝炎史、疟疾史、风湿病史、脚气病史、麻风病史、梅毒病史、天花传入史、白喉史、麻疹史、青光眼史[3]等。80年代以后,又有学者发表中风简史、贫血史、冠心病史、肺痈、肺痪、瘦瘤、消渴、痔屡、乳腺增生、角膜翁史等。较之临床疾病谱,可见疾病史研究涉及的病种还很少。综上,专科史和疾病史是今后中国医学史研究领域中待加强的课题。

2.6 中外医学交流史

中外医学交流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因此也是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项研究亦以发表的论文为主,50年代、60年代较有代表性的如“中国炼丹术传入西洋考、药学之向外发展、中医东渐略论、祖国医学文化流传海外考、中国针灸流传欧洲及流传日本、朝鲜、越南等,以及牛痘入中国考、历代外药输入的史料、西洋医药传入中国沁习的经过等等,著作仅有范行准《明季传入的西洋医学》一书。70年代以后,随着中医对外交流的发展,中外医学交流的研究文章更见增多,不仅有总体性的研究,如中医药学在国外流传、在西方、在日本、朝鲜、东南亚、伊朗、美国、英国等;有针灸学之西传、针灸走向世界,以及各国如美、英、法、日、苏丹等等的文章,甚至有法医学书籍在国外、《本草纲目》在朝鲜、在日本;《太素》在日本、《救荒本草》在日本、《伤寒论》在法国,以及武术在菲律宾、气功在国外、痘科传日、金元四大学说在日本等研究,可见中外医学交流史研究之深入。

在中外医学交流著作方面,有史世勤《中医传日史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对中医学外传日本及其对日本汉方医学形成的影响和贡献作了全面介绍;更有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文汇出版社,1993)之问世,更为全面的将中医学外传世界各国及国外医学传入中国作了研究,资料丰富、翔实,且将之放入整个文化的氛围去研究,开拓了中外医学史交流之新领域,不仅有个人之新见解,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医史界在中外医学交流研究方面之水平,对西洋医学传入和中医学西传等资料和论述也较详尽。

2.7 医学教育史

对于医学教育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近百年来之医学校教育,即指有类似近代

西医院校之医学校教育史。而对中国古代医学教育则少涉及,或在医事制度研究中一并述及,因为中国古代医学教育在国家机构中属太医署或太医院,主要培养宫廷或地方行政机构中的医师,而民间教育主要在于师带徒式教育。1983年龚纯教授撰有《中国历代卫生组织及医学教育》一书,是最早系统介绍中国古代卫生机构和医学教育之专著,惜未公开发行。1988年,又有朱潮《中外医学教育史》问世,是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医学教育史专著,接着有《新中国医学教育史》和《江西医学教育史》等问世。此外有专业性探讨中医教育的杂志《中医教育》,亦有不少研究医学教育史的文章发表。

2.8 民族医学史

少数民族医药史在50年代至70年代,一直是医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仅对蒙医药发展史有所概述。8。年代以后,由于开始对少数民族医药的重视,也由于中华医史学会专题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召开的促进,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取得明显的进展。既有对古代少数民族医药之研究,如对古代鞋鞠族医疗保健史的探讨,也有对西夏、回鹊、契丹族医学史的研究。亦有对现代少数民族医学史的研究,其涵盖面更广。80年代以来,以对藏医医学史的研究最为广泛,不仅有

众多的学术论文,还翻译出版了如《四部医典》等藏医学经典著作及《西藏医学》等译作问世。此外,对蒙医医学史、《四部医典》蒙医的影响、朝鲜族之四象医学、医学文献等亦有专题研究。民族医学史研究有百花齐放、方兴未艾之势。

2.9 医学人物研究

在医学史研究中,对历代医家之生平、学术思想和影响、医学成就等历来是一重点内容。实际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是从研究人物开始的,这就是《史记》中“扁鹊仓公列传”。而最早的医史专著李镰《医史》,也是由研究医家之篇章构成。此后,医史研究内容渐趋广泛,在史志中不仅有有成就的医家,亦有医家所著文献和医事制度等,医家仍然是重点。近代60年来医史研究领域更为宽广,并有了诸如专科史、疾病史、通史、断代史、教育史、交流史、少数民族医学史等,然人物的研究仍是医史研究的重点,从发表论文看,研究医学人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15%以上。

2.10 中国医学史著作

中国医学史性质的著作,60年来出版有30种左右。其中属通史性质的约占一

半,即便同是医学通史,但由于在时期划分上、在突出重点方面之不同,故亦各有特色。陈胜昆《中国传统医学史》,则在疾病史研究方面予以突出等,反映了医学通史著述之活跃,内容丰富又各有侧重,显示了医史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之提高。另一类非通史性质的医学史著作,则不以时代分期,而以医学史上突出的医事、医家、医著或医学成就、学派等分章阐述,50年代以后还有一批医学史教材问世。还有中医基础理论系列丛书中傅维康主编的《中国医学史》,亦属通史性质的医学史著作。李涛《医学史纲》以兼有世界医学史和中国医史为特点,此外如拟元翼主编的《医史学》、郭成好主编的《医学史教程》,亦都以兼有世界医学史和中国医学史为特点。此外有一批医学史内容的图谱问世,如李经纬主编的《中国古代医史图录》、陈存仁《中国医学史图解》、陈雪楼《中国历代名医图传》等[2,3]。除上述诸方面外,近年来医学史研究开始与文化史研究、人类学、风俗学研究接轨,并出现了这方面的专著,如《中国医学文化史》(马伯英)、《中外医学保健民俗述略》(郑怀林)等,更有众多的文章涉及。还有医史研究与考古学结合,有专门对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中与医学有关之文物研究,以及对医家遗迹、墓葬的探访等。

3 现代医学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健康的概念将更加完善,医学的目的不仅包括解除病人的痛苦,同时还应该包括保证人们心理、心理及社会等各方面的完善[4]。而高科技的发展必将使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以及高科技材料融入新的医学领域,医学的发展将出现新一轮的革命[5]。如何加强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提高临床教学质量是摆在医学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现代医学更加注重医学与其他领域的交叉与结合,更加注重人们在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的变化,在医学教育、临床科研、医学伦理学、医学新技术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将对这几方面进行简要概述。

3.1 医学教育

现代医学的背景与古代与近代医学的背景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疾病谱、人口谱、人民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社会心理因素等都发生了变化,而且人们对健康的观念以及保健的需求都增加了。现代医学对科技进步的依赖性增强,更加注重多学科的交叉整合,医学的任务从以治病为主逐步向以提高生命质量为主转变。所以根据现代医学背景的新变化与发展趋

势,对医学工作者提出了必须适应转变的更高要求,这些要求涉及到医疗主管部门、医疗保健的实施者和受者,当然也涉及到高等医学教育,因此,现代医学人才必须具备全方位的知识智能构架,即除了注重医学专业知识,还要融合文学、艺术、伦理、法律、心理、社会学科的知识,着力提高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交流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不断提升综合素质[6]。主要就是做到培养医学生宽厚扎实的多学科知识,教导学生传承“仁爱”,指导学生勇于实践。总之,我们应根据当前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具体特点,认认真真地研究,扎扎实实地探索,立足国情、校情,培养出更加优秀的中国医学生[7]。

3.2 临床科研

现代医学的发展,出现了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距离缩短的趋势,主要是在临床医学研究领域里开展了大量的实验性研究,指导临床工作,促进了临床科研工作[8]。这不仅是现代医学发展的标志,而且是临床科研的重要环节和基本支持条件[9]。如果忽视实验性研究,临床研究就会在医学发展的潮流中落伍。当然,在实验性研究中要注意对科研人才的培养和训练,掌握科研设计,统计学处理。而且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化,给临床科研带来了更深更丰富的内涵,使我们从传统医学的框架中摆脱出来,从生理、病理研究扩展到心理研究,从单纯技术研究扩展到社会医学研究,把临床研究提升到新的层次[10]。最重要的是,生物医学工程融入临床科研中,使临床治疗诊断手段更可靠、更科学。

3.3 医学伦理学

在现代医学视野中,现代医学伦理是来自人类伦理遗产和对现实生命道德问题的伦理认识结果两方面的理论交汇[11]。现代伦理应当是多层次的理论与实践系统,其中包括道德哲学层次的思考;生命伦理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构建;关于生命道德规范长入现代医学的机制问题的思考;现代医学伦理的展与相关学科的相互借鉴的研究。医学与伦理在当代所形成的这种互为依托、并肩发展的密切关系,不仅是对医学与伦理古老传统的一种全新诠释,更重要的是揭示出了现代医学和伦理本质上所固有的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品格[12]。医学中的伦理道德蕴含量之所以在现代变得如此丰富多彩,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现代医学本质上具有的文化特质被揭示和显露出来。在现代伦理的视野中,医学不仅是一门生物科学技术,还应当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关系人类生与死、疾病与健康乃至生存与发展的文

化构成。当现代医学被视为文化现象加以认识时,生命伦理作为这种文化的一分子,理所当然的被蕴含在现代医学的框架之中。医学本来就是一种科学文化,但是其文化特性并不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可以显露出来。医学的伦理价值在现代以不可遏止态势的凸现,恰恰说明医学登上社会文化殿堂的时机正在走向成熟。3.4 医学新技术

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现代医学研究的对象超出了单纯人体的局限,而扩展到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中[13]。突破了以往的生物、生命科学的框架,使现代医学朝着整体化、综合化、多元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整体化,要求医学研究人体必须注意整体性,人与社会的整体性,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只有运用整体观点、系统方法,才能尽量避免人体研究的失真和走样;综合化,现代科学技术向医学领域广泛渗透、结合,表现出医学理论构成的综合边缘学科、综合性学科,诊断技术应用的综合,标志着医学新领域的开拓;多元化,现代医学导向不仅受着医学观念的支配,也受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影响[14]。现代医学吸收多学科多种研究方法,从而突破了以往一元化的研究方法,开拓了从实验、理论、微观、整体多元的研究途径;网络化,就是把人类与自然、社会看作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系统,把健康与疾病放在全方位的背景下,放在网络系统中加以考察和认识[15]。众所周知,任何一门学科,如果没有达到成功地运用数学工具和数学方法,就不能认为精确地揭示出事物的运用规律。所以,一门学科是否成功地运用数学,是该门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该门学科是否严密和精确的重要特征。过去一直认为与数学无缘的医学,在现代科学技术影响下,数学正在不断地向医学领域渗透,加速医学的数学化过程。各种数据分析和数据处理、数理统计、多元分析、数量化理论、图形分析等方法,已经引入医学中。如运用数学模型,定量反映各种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及各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建立计量医学,使医学对疾病的描述逐渐走向精确化、定量化。

4 小结与展望

从古代医学,近代医学,一直到现代医学,医学的脚步从未停止,未来医学的蓝图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现代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医学必然是由高技术全副武装的高技术医学,而未来的高技术医学,必然是诊断、治疗、预防以及疾病的监护等将全面实现自动化、信息化的医学。医学的发展趋势将从以治病为主逐步向以维护和增强健康、提高生命质量为主转变[16]。对于未来医学,我希望能

够以个体为单位,实现全方位的对人的生命质量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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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施忠道.关于新世纪我国生物医学科技发展战略的思考.中国医学科学院院报,2000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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