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两年内创作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1000件，这个指标显然已经落后了，经过讨论改为3000件，原计划创作大型作品和重点组织的作品集120部，此时也增加为235部。作家们也纷纷提出自己的跃进规划。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文学工作大跃进问题。会议提出，要组织更多的作家长期深入生活，年内应争取1000个以上作家到群众生活中去。会上，作协向全国作家发出了《作家们！跃进，大跃进》的一封信。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向各地分会发出竞赛倡议书。倡议书中提出了上海分会两年内要完成的创作指标：创作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4000篇；两年中创作歌词3000首；完成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史专著12部，讨论文学问题、评论作家和作品集12部，编辑中国文学批评选辑六种，选编现代文学思想斗争史10辑、现代革命文学选辑20辑，出版文学理论丛刊8辑。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我的规划》中表示：下半年要“写一个多幕剧、两个独幕剧；每月写小品、评论一篇以上；写成《五四杂忆》初稿；重温和精读《矛盾论》、《实践论》，做学习笔记……”。并“保证完成，争取超额”。“谨以上条件，向部、局、司级的同志们友谊竞赛。请大家予以督促检查”。
1958年9月13日至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会议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1958年国庆9周年以后，文艺界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准备大放文艺“卫星”。为此，成立了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舞蹈研究会、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等单位联合组成的艺术“卫星”领导小组。10月以来，艺术“卫星”领导小组已举行了若干次会议，研究艺术“卫星”标准以及如何发射问题，并制定了创造艺术“卫星”的初步计划。根据标准，艺术“卫星”领导小组要求全国各地公社、县、省的各艺术团体和艺术院校，都积极发射大量艺术“卫星”，并层层选拔，最后产生全国艺术“卫星”，参加明年国庆前后举行的全国艺术展览月、全国电影展览月、全国美术展览会展出，作为国庆十周年盛大庆祝活动的重要内容。
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各专门小组从1958年3月3日起就分别召开大跃进会议，讨论如何鼓足干劲，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献礼的问题。在北京，当时参加跃进计划的39名漫画家决定当年要创作5800幅作品（包括漫画插图），绘画组54位画家计划创作6000幅作品，雕塑组的96位雕塑家计划创作大小雕塑作品1507件，版画组的30位版画家计划创作版画及其他美术作品2112幅，中国画组的39位画家所定的创作指标是5812幅，书签、扇面、贺年片还不包括在内，另外还要完成8本书稿和16万字的文章。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院、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单位于７月中旬提出了“跃进一周”向党献礼的口号。中央美术学院完成反映大跃进的壁画138幅（大者为300平方米）、版画36种，共印3次，为1350张。
村村要有李白鲁迅聂耳
在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作了一个关于文化“大跃进”的发言，其中在讲到15年后中国的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柯庆施的这篇讲话，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的创刊号上，对文化领域的“大跃进”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地纷纷提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
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示要搜集民歌。在随后的几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都提到新民歌问题，说：“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搞100多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每人发3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著名诗人、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的文章，指出：“今天的民歌民谣，今天的新国风，是社会主义的东风。这风吹解了任何可能有的冻结。人民的心都开出繁花，吐放芬芳。”郭沫若还身体力行，深入到农村采风，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民歌的搜集和创作的洪流之中，并豪情万丈地写了几十首“大跃进”的诗歌。其中一首《迎春序曲》诗这样写道：“赶上英国只需要十五年，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一个大跃进连着一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覆地翻天。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
在上海，姚文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让诗传单飞遍全市》的文章，认为诗歌就是要“把政治思想化为鲜明的形象。每一句都是战斗的歌声，每一首都是行动的号召”。他批判说：“在以前，或在修正主义影响下，冷眼旁观，鄙视‘赶任务’，看不起及时创作为政治服务的短诗，或在崇洋观念支配下，形式上机械地模仿外国，不愿写民歌体的诗。”姚文元还身体力行，在《街头文艺》上发表诗歌。其中有一首题为《我们工人骨头硬》。诗中写道：“我们工人骨头硬，刺刀底下夺江山。拔白旗，插红旗，干劲要叫天地翻！钢水滚滚火光闪，定叫英美吓破胆！”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在郭沫若、周扬等人大力支持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歌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大跃进”时期的诗歌创作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从领袖到百姓，从诗人到大字不识的农民，都充满激情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之中。徐迟在《〈1958年诗选〉序言》中作了如下描述：“1958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到处成了诗海。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工农兵自己写的诗大放光芒。出现了无数诗歌的厂矿车间；到处皆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许多兵营成为万首诗的兵营。”“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部动手写诗；全部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1958年全国选印出来的民歌集有《红旗歌谣》、《民歌一百首》、《工矿大跃进民歌选》、《农村大跃进民歌选》、《部队大跃进民歌选》等，仅全国各省市一级以上铅印出版的民歌单行本，就有近800种之多，印数达数千万册以上，至于县以下非正式出版的更是不计其数，真可谓是“要问民歌有几何，挤倒高山填满河”。
可是，这场以民歌创作为中心的群众性诗歌运动，作为“大跃进”运动的历史产物，同样带着严重的“浮夸风”色彩，对当时的错误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从艺术价值上看，绝大多数诗歌都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宣传口号，非但没有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反而阻碍了新诗创作的多样化发展。1959年3月，也就是在“新民歌运动”开展一年之后，毛泽东在郑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写诗也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叫每个人都要写诗，几亿农民要写多少诗，那怎么行？这违反辩证法……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
普及和实现“壁画县”、“壁画省”
“歌声遍田野，壁画满山墙”。这是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农村真实的写照。“新壁画运动”是“大跃进”运动中群众文化活动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这场大规模的农村群众美术运动的中心。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壁画创作活动。有些地方甚至提出了“壁画化”的奋斗目标，号召要普及和实现“壁画县”、“壁画省”。
“满城题壁皆诗画”，全国各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宣传壁画创作活动。据江苏省邳县县委统计，在1958年8月1日以前，邳县“即有1800个农村美术组，6000多个美术骨干，7月份完成壁画23300幅，宣传张贴画15000幅，达到村村有壁画10幅以上，队队有壁画5幅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至8月15号，全县农村美术骨干发展到15000人，完成壁画105000幅，宣传张贴画78000幅，达到50％的村社户户有壁画1－5幅。……官湖镇农民，在大跃进中，一夜就完成500多张张贴画，八集乡农民9至11号三天中就完成20000幅壁画”。河北省昌黎县“该县壁画创作的大跃进在3月18日开始，7天突击，3天扫尾，到月30日共计12天的时间就在全县范围内实现了壁画县，共画出壁画6千多幅，把农村换上了美丽的装束”。“河北省的人民提出了豪迈的口号，要使自己的家乡变成壁画省，事实上许多县早已成了壁画县了，如丰润县一县即有52125幅壁画；怀安县有9990幅壁画，平均五户即有壁画一幅；束鹿县一县有壁画49154幅”。另外，甘肃的平凉地区从三关口到董志原，由峡口到梨花园，在1940平方公里的山沟中画了151幅壁画，其中在三关口到董志原的长达720多华里的公路两旁，筑起了壁画墙，平均每里路就有一二幅，可谓是“世界第一大画廊”。
各地创作的壁画，多以表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为主题，其中有许多新鲜别致的构思，但普遍特点是具有浓厚的幻想色彩和定型化的形象。一幅成功的作品出现后，常常很快被复制数十乃至上百幅。喷吐火焰的土高炉，硕大的谷物和棉花，肥壮如大象的家畜，排山倒海的青年农民以及孙悟空、穆桂英、龙王爷、苏联火箭等等，是最常见的形象符号。山西平顺县有一首新民歌是这样赞美新壁画的：“社会主义新壁画，新农村里把根扎。农民热爱新壁画，村村都把壁画画。跃进车，跃进马，处处都是跃进画。新壁画，会说话，教育人心向灯塔。农民思想得鼓舞，生产劲头比天大。实现建设总路线，人人心里笑开花。”
“大跃进”运动中的农村壁画，尽管在鼓舞广大群众的干劲、丰富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普及艺术知识、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式的、一哄而上的突击式的、强迫的行政命令式的美术创作与宣传活动，违背了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在艺术质量上难以令人满意，所产生的只能是一些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作品，“美术上虽然在跃进的年代产生了数以万计的作品，但能够在美术历史上存留的，几乎都和逝去的时代一样，荡然无存”。只能导致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同时在客观上对当时的浮夸风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8年夏天，在中国土地上，突然之间冒出了数不清的大学。1958年3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大学，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人民日报》6月13日报道：在党的总路线光辉照耀下，适应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继续提高现有高等院校并由国家投资兴建新的院校外，同时打破办大学的神秘观点，地方和群众也开始大办高等学校。甘肃省第一所县办大学——永登工业大学，只花了500元就办成了。浙江省在1958年一年就创办了55所高等学校。江苏省6月初两天中已涌现12所新的高等学校。河南省到1959年高校猛增到42所。河北省正定县北早现村就成立了“农业科学院”和一所“农业大学”，科学院的“研究员”是农业大学下放到农村实习的一批学生、本地的农业技术员和农村的几个不识字的“土专家”，农业大学则抽调一些中学教员和农业技术干部当“教授”。我国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229所猛增至1960年的1289所，比1957年增长了462﹒8％。
始终走在全国前面的河南省，先是一个地区办一所大学，后来一个县一所，一个公社一所。1958年6月20日，《河南日报》在社论《打破迷信办大学》中说：“今天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由群众自己办、自己教、自己学的大学”，是“共产主义教育事业的萌芽”，是“一个创举”。河南省登封县一个乡6个月就宣称“普及了大学教育”，全乡院办了各种学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钢铁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共产主义大学和工、农、水、林、医等12所大学外，还提出了“人人学、个个抓、超过北大和清华”的口号。河南遂平卫星人民公社的红专综合大学是上过报的典型，这个大学有10个系，共有学员529人，这10个系分别是：1、政治系，主要学习党的政策和基本知识；2、工业系，学习炼钢铁和机械和电气，学生主要集中在工业区（炼钢铁的土高炉所在）和拖拉机站；3、农业系，学习农业基本知识，怎么种高产作物；4、财会系，学习财务管理；5、文艺系，学习歌曲、戏剧、音乐，自编自演，在学习之余，要上田头演出；6、卫生系，学习卫生保健和防疫以及接生知识；7、科学技术研究系，学习气象、土壤、作物栽培、病虫害防治、品种杂交，据说经常搞一些震惊中外的试验；8、林业系，学习苗圃管理、果木杂交；9、文化系，所有各系的人员都是文化系的学员，按照各自的程度分为高小、初中班，大概专门为红专大学的学员补习文化课的；10、政法系，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政法文件，据说是专门培养各个生产队公安干部的。
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学校，工厂，农场，研究所，农业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
这种盲目发展，严重违背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超过了国家经济和办学条件的负担能力，影响了教育质量。使教育事业陷入混乱状态。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条件与其他客观条件，主观上又盲目冒进，以群众政治运动方式，突击办学，结果兴办的只是一批“运动学校”，而无多少实际教育效果。
作者单位：湖北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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