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桂林）第六分校考略

计划管理工作，是人数最多的部门。经理处综理有关财务、出纳、预算决算的编造，粮服弹药的保管补给事宜。特别党部综理全校党务活动及文娱活动事宜，书记长由政治部主任兼，秘书实际负责。练习营是供学生在演习时作实兵指挥用的，实为军校警卫营。

第六分校有一大特色是自十五期开始，毎期都办有回民大队，人数300至600不等，这在当时全国军校中是绝无仅有的，此事与白崇禧有很大关系。1937年“七七事变”后，8月2日蒋介石致电白崇禧，邀白任军委会副总参谋长，共赴国难。此前蒋桂兵戎相见，积怨甚多，白征求李宗仁、李品仙、夏威、廖磊、黄旭初等人的意见，众人均反对白赴宁，唯恐蒋对白不利。但白崇禧以抗战大局为重，在谢和赓（中共秘密党员，以机要秘书身份随白赴宁）的积极建议下，在白夫人和其侄儿白维义的支持下，于3日毅然电复蒋允即赴宁。白崇禧抵南京后，蒋介石即发表其为军委会副总参谋长。不数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受白崇禧行动的影响，冯玉祥、阎锡山、刘湘均与会，商决抗战事宜。会议决定军委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这期间蒋介石乘专列到苏州指挥，白崇禧偕行，白择机请蒋准予招回教青年到南宁分校受训，以担当“兴教建国”之责。尔后白即命其卫士长马裕甫驱车到南京接回教上层人士唐柯三、孙绳武、马松亭等人到苏州开会，会上白传达了上述决定，要求唐柯三等人积极筹组回民的统一组织，以便发出通告，动员各省市回民知识青年投考军校，报效国家。会后唐柯三等人拟通知发向各省，各地接到通知后，纷纷组织回民青年报名，山东省就有脱恩铸等300余名回教青年报名，在云南也有300余名回民青年前往回协云南分会报名，有150余人被录取。由广州光塔清真寺组织的陈应瑞等28名回民青年则经梧州到南宁再转赴柳州，等各地报考青年到齐后才举行入学考试。1938年4月，这批青年正式成为入伍生，番号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十五期第六总队，下辖两个大队：一大队800余人，主要是汉族，其中包括100多名南洋华侨子弟；二大队全是回民即回民大队约600多人，各辖四个中队。回民大队除完成与其他队同样的操课外，每天礼拜，每周一节宗教课，斋月把斋，重大宗教节日举行宗教活动。由于把遵守回教习俗，与军事训练紧密结合起来，增强了学生自尊、自觉、自强的意识，严格了纪律，促进了训练，因而受到其他同学和学校的赞许和支持。

经过半年多的入伍训练期，学校举行考试，成绩低劣者淘汰，较次者降入学兵队为预备入伍生，合格者进入军官训练阶段，这时才称为军校生。1939年1月，李家村校舍基本建成，全队武装步行回桂。根据本人志愿和体检结果分科受训，除步科留在李家村外，其他炮、工、通讯兵科暂由别的专业军校代训。

十五期学生中广西籍的很少，仅50余人，以后各期逐渐增多。十八期时桂林籍的回民学生达数十人。

李家村校区建成后，相思江以东的部分叫东营房，是入伍生的营地，河西部分叫西营房，是军校生的营地，能满足两个总队约3000人的学习训练用。但有时招生超过这个容量，房舍场地不够，为此六分校在平乐还设有办学点，系借用寺庙和民房作营房，例如十七期第十七总队四、五大队就在平乐受训，以后还有军官训练总队也设在平乐，他们在假日还参加当地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夏，十七总队在李家村学习的一、二、三大队与在平乐的四、五大队交换驻地，去进行山地作战训练。军校学生到平乐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就着装整齐到马路上扫街，又抽时间把县城两侧的马路连接起来，形成环城公路，并在路旁种上1米以上的松树，还在路旁山麓建了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碑座下塑了汉奸汪精卫夫妻的跪相。这一切给平乐人民留下深刻印象，为此平乐县把这条马路命名为“黄埔路”，此路名沿用至今。

1944年5月，日军有从湖南向广西进犯的态势，六分校接军训部命令赴龙虎关进行实战训练。龙虎关在恭城县境内湘桂交界处，是九战区与四战区的接合部，若该地无军把守，则日军可乘机而入，切断桂林守军退路，进而威胁柳州。六分校的任务是在一周内构筑一个加强师的防守阵地，并阻击日军于龙虎关外。5月18日，由分校主任甘丽初任总指挥，率十九期学生和练习营兵分两路赴恭城设总指挥部。23日，前敌指挥部率队到达龙虎关，经一周苦战修好工事，然后布防。6月19日，八、十中队进入龙山阵地，七、九中队进入虎山阵地，练习营进入正面关口两侧主峰阵地，并在敌必经之地构筑暗堡。不久，来了一支日本骑兵搜索队被击溃，翌日拂晓，日军一部人马围住我方已撤空的暗堡群狂炸滥打，扑了空。当天中午，鬼子的30多只橡皮艇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三次强攻滩头阵地被击退。第三日清晨，鬼子将拆除民房的木料扎成100多只木排，又向滩头阵地猛扑过来，待木排行至江心时，我主阵地火力猛烈反击，敌人狼狈退回。21日下午，桂林飞虎队派来9架战机，先在我方阵地上空盘旋三周，意即要求指明敌我位置。当时通讯设备缺乏，军校学生就脱下自己的白衬衣铺在地上作布板，指示我方位置，于是战机分三组在敌方上空轮番扫射轰炸，打得鬼子抬不起头。由于六分校已经完成任务，总部命令学生军星夜转移，练习营留下掩护，防务移交九十三军。是役歼敌300余名，当时《扫荡报》、《广西日报》、《云南日报》均在头版以大捷记之。学生军即由龙围经恭城转赴平乐。

8月8日，衡阳沦陷；9月8日，桂林市城防司令部发出第二次疏散令，六分校决定西迁，目的地是百色。行进路线是荔浦、鹿寨、柳州到宜山怀远镇休整。1945年元月上旬，再从怀远出发，沿黔桂线往河池转河田公路到东兰，在东兰长老坳与日军骑兵发生遭遇战，幸好学生军赶到得以突围，分校撤至百色。当时百色机关部队云集，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广西省政府、省党部、广西绥靖公署等，学校、公所人满为患，居所缺乏，给养困难。冯璜主任当即决定分校再迁凌云县城，借用庙宇祠堂和民房，才把人员安顿下来，很快恢复操课。当时在校学生有十九期十一总队约1000人，另有军官预备班学员一大队约600人，多是初中未毕业的青年；除在桂招了二十期学生外，后又按军训部命令在百色续招二十期通讯科两中队250人，一般是高中毕业生。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分校迁回百色；11月，六分校奉命裁撤。第十九期学生文化水平相差较大，根据学生志愿，一部分结业，另一部分并入成都本校二十期，第二十期学生合并到成都本校，军官预备班学生合并到成都附近的陆军预备学校。各班期学生均经过重新测验，及格者即由各大、中队长率领到合并学校点交，极少数被淘汰的则资遣回原籍。因要等疏散到昭平的人员并处理各种物资，裁撤工作到1946年夏全部结束。

黄埔军校第六分校办了近八年，从开办之日起就在桂林，并延续了近七年。

黄埔军校第六分校培养的学生有：

十四期第九总队，1937年入伍，1939 年3月9日提前毕业，毕业学生1618名；十五期第六总队，1938年4月入伍，1940年元旦步科毕业（其他科在代培点毕业），毕业学生1357名；十六期第十一、十二、十三总队，1938年夏入伍，1940年秋毕业，毕业学生1418名；十七期第十七总队，1940年秋入伍，1942年春毕业，毕业学生772名；十八期第三总队，1940年秋入伍，1942年夏毕业，毕业学生1871名；十九期第十一总队，1942年入伍，1946年春部分结业，部分并入成都本校；二十期第十二总队，1944年8月入伍，1946年春并入成都本校。

办理军训班：第十期独立三队；第十一期独立一、二大队；荣誉军官大队；军官教育队；军官预备教育班第一、二大队；战术研究班；校尉官研究班等，毕业学员2700余人。

六分校的许多人员日后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干部，如：黄志强，十四期，上校团长；赵尔谦，十五期，中校参谋；马恒丰，十五期，中国远征军“随军海外战地工作队”少校队长；凌光周，二十期，少校营长。有的后来成为了解放军的干部，如：陈光舜，十六期，解放军西安陆军学院顾问；黄烈练，十五期，解放军粤桂边区新编十二团团长。

还有的去了台湾，如：倪文亚，曾任台湾“立法院”院长；柏隆匮，曾任台湾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侯腾云，曾任台湾高雄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黄济夫，曾任“国大代表”等。

据十五期王洵在1996年统计，仅六总队在台湾、香港及海外能取得联系的就达140余人，在大陆有200多人，可见六分校人员分布之广。特别难能可贵的，已是耄耋之年的十五期回民大队赵尔谦、丁来祥、张秉南等邀请伊斯兰学者马博忠组成编委会，组织两岸校友撰写稿件，收集资料，筹措经费，于2007年出版了纪念母校的文集《把一切献给祖国》（马博忠主编，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书中有大量回忆录、长官讲话、当年回教期刊的史料，还有题词和照片，十分珍贵。

如今六分校的人员绝大多数已故去，但他们的后代队伍日趋庞大。收集、整理和介绍六分校的资料能丰富两岸人民的共同语言，增进两岸人民的感情，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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